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史学家翻遍内阁档案，发现他其实每天都没闲着。

万历四十年，1612年，一份吏部报告摆上内阁，统计了当时全国官员的缺员状况。

数字触目惊心。六部的堂官缺了大半，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要职空着的不计其数，有的省份连主要长官都对付不齐。

问题不是没有人可用，也不是没有递上来的补缺申请，问题是皇帝就是不批。奏疏进去，没有回音，就这么搁着。

万历皇帝朱翊钧这时候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在朝堂上露面了。

外廷的官员有相当一部分，在任上干了好几年，连皇帝的脸都没见过。

但是，历史学家把内阁档案翻了个遍之后，发现朱批还在那里，一份接一份，字迹清楚，批复从未中断。

这件事得从万历十四年前后说起，那是不上朝这档子事真正开始的阶段。

朱翊钧十岁登基，张居正在的那十年，皇帝过的是被管束的日子，规矩密密麻麻，哪儿都有人盯着。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亲政，压着的劲儿突然没了管束，前几年还算正常，该有的礼仪照走，该见的大臣照见。

万历十五年之后，局面开始变。

礼部、吏部频繁上疏，催皇帝出席经筵讲学，催皇帝主持朝参，催皇帝接见大臣，催来催去，皇帝那边给的理由换来换去，有时候是身体不适，有时候是脚疾，有时候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不来。

史书里记着，朝臣一等就是好几年，见不到人。

皇帝真的病了？这个说法后来被一部分史学研究者检视过。

朱翊钧的足疾在史料里有据可查，膝盖一直有问题，久站久立确实会疼，这是真实的。但足疾能否解释三十年的缺席，大多数研究者的判断是：解释不了。

真正让君臣关系彻底冻结的，是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生母是一个宫女，朱翊钧不喜欢，也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宠着郑贵妃，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朱翊钧想立朱常洵为太子。

这件事按照明朝的礼制说不过去，嫡长子继承制的规矩摆在那里，朱常洛排行更靠前，怎么越过去立老三？

大臣们一批批上疏，把各种道理往皇帝面前摆，朱翊钧收到疏，要么不回，要么回得很硬，来来回回拉锯了将近十五年，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国本之争。

君和臣在这件事上谁也不肯让，僵在那里。

朱翊钧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人晾着，你们奏，我不回，你们催，我装没看见。久而久之，上朝这件事也就从例行公事变成了被他彻底放弃的形式。

国本之争的结果，是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皇帝输了，但那之后，他和外廷的关系已经冷透了，也没有回暖的意思。

不上朝，和不处理政务，是两件不同的事，这个区别往往被含糊带过。

明朝的运转机制，皇帝上朝是其中一个环节，但不是唯一的决策通道。

奏疏进来，内阁票拟，司礼监呈进，皇帝朱批，再下发执行，这套流程不依赖皇帝坐在朝堂上当面开口。只要朱批还在出，运转的链条就没有彻底断。

朱翊钧的朱批，始终没有停。

万历年间发生了三场大规模战役，史称万历三大征，分别是平定宁夏哱拜叛乱、援朝抗击日本侵略、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三场仗在万历二十年前后密集爆发，打得最久的援朝之役前后持续了七年。

这几场仗的调兵、粮草、将领任命，都是在皇帝不上朝的年头里决定的。朝廷没有因为皇帝不出现在朝堂上就无法动员，三场仗最终都打赢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朱翊钧该拍板的时候还是拍了板，该用力的时候还是用了力，只是用力的方向，跟外廷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

然而，那份空缺官员的统计报告摆在那里，同样是真实的。

该批的任命单他拖着不批，该填的职位他放着不管，内阁里的疏堆成了山，不知道哪天会有回音，哪天又没有。

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万历年间的制度运作时，把这个状态描述得很到位，说当时朝廷的运转，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消极抵制的状态。

皇帝不配合，大臣也懒得去趟浑水，互相都在撂挑子，结果就是很多事情搁在那里，等着自然解决，或者等着烂掉。

皇帝耗着，群臣也耗着，这才是万历年间最根本的问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死于宫中，在位四十八年，长度在明朝皇帝里排第二。

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快就显了形。朱常洛继位，就是明光宗，仅仅在位一个月就死了，史称红丸案，来去匆忙，让人目瞪口呆。

之后是天启帝朱由校，信任魏忠贤，朝政走向又换了另一个样子。等到崇祯帝朱由检接手，已经是一个彻底烂透了的摊子。

史学界讨论明朝灭亡的原因，万历年间的这段停滞，往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节点。

官员长期大规模空缺，决策体系慢慢钙化，地方行政能力在那些年里默默萎缩。

但要把这一切都归到朱翊钧不上朝上，也过于简化。

财政的问题、土地的问题、边患的问题，都有比皇帝上不上朝深得多的根源，万历年间只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了一个积重难返的位置。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