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手遮天的斯大林临终前有多凄惨？当时苏联上下都在等他咽气，嘴上没人敢说，心里全在倒计时。这个让几千万人胆寒、让整个东欧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铁腕老人，最后走的时候究竟狼狈到了什么程度？
别墅里静得能听见壁炉木炭裂开的声音。斯大林扶着橡木餐桌的边缘，想挪到沙发那边去。右腿突然像灌了铅，不听使唤。他低头看着地毯上繁复的克里姆林宫图案，视线开始模糊。杯子从手里滑落，红葡萄酒溅在图案的正中心，像一颗突兀的枪眼。
门外走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停在门板另一侧。斯大林张了张嘴，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气流声。他知道那是值班警卫，按规矩，没有摇铃绝不能进来。他试图抬起左手去够餐桌中央那个镀金铃铛，指尖离铜柄只差一寸，整条手臂却沉重地垂落下去。身体沿着桌沿慢慢滑倒，后脑磕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
脚步声在门外顿住了，但没有推门。斯大林瞪着眼，看着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吊灯。灯影晃动着，仿佛在嘲笑他此刻的姿势。他想起了前天政治局会议上，贝利亚汇报时那过分平稳的声调，还有马林科夫为他递上文件时，手指触碰的瞬间那不易察觉的缩回。当时他只当是敬畏，现在却像冰块一样堵在胸口。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的天色从深蓝变成灰白。他能感觉到尿液在裤子里变凉，湿漉漉地贴着皮肤。寒冷从大理石地板渗上来，钻进脊椎。有那么几个瞬间，意识短暂地浮出水面，他听见门外似乎有极低的交谈声，但听不清内容。一次，门把手极其轻微地转动了一下，又立刻停住。他忽然明白了，那不是在等待召唤，而是在确认他是否还有力气摇响铃铛。
直到下午的光线斜斜射进窗户，门才被推开。进来的不是警卫，而是贝利亚。他身后跟着两名穿着白大褂的人，但看起来不像医生，手里也没提医疗箱。贝利亚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站定，低头看着蜷缩在地板上的身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贝利亚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普通报告，“我们发现您一直没按铃，担心出了状况。”他挥了挥手，那两人上前，动作机械地把斯大林抬起来，放到不远处的沙发上。其中一人装模作样地翻了翻他的眼皮，回头对贝利亚摇了摇头。
“去通知医疗组吧，路上不用太赶。”贝利亚吩咐道，眼睛却一直看着斯大林的方向。那两人应声退下。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斯大林死死盯着贝利亚，右半边脸已经完全僵硬，左眼却喷着火。他想质问，想下令，想叫人把这个叛徒拖出去，但所有话语都堵在瘫痪的喉咙里，变成浑浊的喘息。贝利亚慢慢踱到书桌前，拉开一个抽屉，取出几页文件。他转过身，把纸页朝向斯大林，让他能看清最上面那行字——《关于国家安全部门部分人员职务调整的建议》，日期是昨天，末尾留着他习惯的签名位置，空着。
“您看，有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继续处理的。”贝利亚的声音很轻，几乎像在自言自语。他把文件放回抽屉，锁好，钥匙放进自己口袋。
真正的医生在一个多小时后才到。诊断很快：严重中风，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他们把他移到大床上，挂上输液瓶，但每个人动作里都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匆忙。贝利亚和闻讯赶来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站在卧室外的小厅里，低声交谈着什么。斯大林偶尔能从半开的门缝里瞥见他们的侧影，一次，他看见赫鲁晓夫朝卧室方向瞥了一眼，正好对上他的视线，却立刻像被烫到一样转开了头。
第二天夜里，斯大林有过一次短暂的清醒。他能感觉到生命正从脚底一点点流走。床尾站着三个人影，像三尊沉默的雕塑。贝利亚向前走了一步，俯下身。
“一切都在控制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说，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悲伤，“请您安心。”
斯大林用尽最后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一串破碎的音节。没人听得清那是什么，或许是诅咒，或许是命令，或许只是一个老人无意义的呜咽。贝利亚直起身，对医生做了个极其轻微的手势。
心电图监视器上的绿线，在凌晨时分彻底拉平，变成一条无休止的直线。
医生宣布了时间。房间里静了几秒。贝利亚第一个转身，走向书桌，打开那个上锁的抽屉，取出里面所有的文件。他没有翻阅，径直走到壁炉边，将整叠纸张丢了进去。火焰猛地窜高，吞噬了那些可能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字迹。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马林科夫清了清嗓子，说：“该通知广播委员会了。”
“已经安排好了。”贝利亚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目光扫过床上那具已无生命的躯体，最后落在窗外。大雪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纷纷扬扬，迅速覆盖了别墅庭院里所有来去的痕迹，仿佛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也无人曾在此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