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日本突然出现了疑似李白书法真迹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帖》，之前学界认为，李白唯一存世真迹是《上阳台赋》！

可想而知，“全世界唯一”和“仅存两件”的区别可就大了，何况这疑似的作品还在日本，我们也见不着真面啊。

围绕这“第二件真迹”的真伪之争，故事可就十分精彩了，双方选手都是实力派，都能拿出说服力极强的证据……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故事。

公元753年，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安徽历阳，县衙里灯火通明。

李白坐在席上，面前摆着酒，对面坐着历阳县令王利贞。这位王县令是个风雅人，书房里挂着陶渊明的画像，案头摆着一张琴，院子里种着五棵柳树，一副“五柳先生”派头。

但问题是，他不喝酒。李白举杯，王县令摆手。再举杯，再摆手。三番五次之后，李白笑了，提笔写下四句诗：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

意思是，你这大雪天里装什么陶渊明？陶渊明要是像你这样不喝酒，那五棵柳树算是白栽了。写完，落款两个大字：李白。

这幅字，就是故事的主角《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帖》。而它的命运，却比李白还要坎坷……

1986年春天，一个叫谢稚柳的老人坐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

谢稚柳是谁？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中国书画鉴定界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此行是去日本做学术交流，行程里本来没有“看李白”这一项。

但在日本收藏家明日香宁范的书木文库中，他见到了一卷纸本墨迹。纵26.4厘米，横67厘米，50个字，落款“李白”。纸张发黄发黑，边缘有折痕，手感偏脆，墨色深沉。

谢稚柳看了很久，回到住处，提笔给妻子陈佩秋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惊见李白嘲王历阳帖，笔力劲健，气势遒迈，书风符合唐代法书风格，为唐人墨迹，许李白真迹谓然，尤足珍也。”

翻译成大白话：我见到了一件李白写的字，是真的，太好了。

谢稚柳不是容易激动的人。他见过的好东西太多了。能让他专门写家书通报，说明这件东西的分量。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围绕这件作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而且至今没有定论。

先说说这件《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到底长什么样。

全帖50个字，内容是上面那首劝酒诗，落款“李白”。字写得不算“漂亮”，带着一股拙朴劲儿的行楷，笔画粗重，转折处有力，像是用一支很硬的笔写出来的。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证据：笔。

唐代人写字用的是一种叫“鸡距笔”的东西。这种笔的笔头短而粗，里面有一根硬芯，写出来的字会留下特殊的划痕——像鸡爪踩在纸上的痕迹。这种笔在唐中后期就逐渐被淘汰了，到北宋几乎没人用，制作工艺也失传了。

台湾著名文物鉴定家傅申，专门研究过这件作品。他指出，《嘲王历阳帖》中“肯”“饮”等字有明显的鸡距笔硬芯划痕，这是后来用散卓笔（也就是今天常见的毛笔）写不出来的。

第二个关键证据：纸。

这件作品的纸张，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八世纪。与李白生活的年代吻合。更重要的是，它的纸张质地、色泽、纤维结构，与同时期的文物比如贺知章的《孝经》、敦煌遗书中的唐代写经——高度相似。傅申还用显微镜做过墨色对比，结论是“几乎一致”。

第三个关键证据：字。

谢稚柳说“符合唐代法书风格”，启功说“各个方面都体现唐代特点，时代特征明显，必是唐人妙墨”。史树青组织了一批专家看后，结论是“当是唐时遗物无疑，诚属希世之珍”。

但请注意一个微妙的措辞。

专家们说的是“唐时遗物”，不是“李白真迹”。启功说的是“不能否认，尚需进一步研究考证”，也不是“确认”。

也就是说，这些顶级鉴定家几乎一致认为：东西是唐代的，纸是唐代的，笔是唐代的。但写字的人是不是李白，他们留了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一留就是三十年。学界专家们对此帖研究了个遍，意见是肯定的——但始终没人拍板说“这就是李白真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目前被确认是李白真迹的《上阳台赋》摆在那里的，两幅字的书法风格嘛，差的很远。可也有专家认为，《上阳台帖》是草书，飘逸纵逸；《嘲王历阳帖》是行楷，拙朴刚健。

一个像醉后纸上跳舞，一个像憋着劲写碑，根本不能做比较。

于是《嘲王历阳帖》就卡在灰色地带：所有人都觉得它可能是真的，却没人敢说它一定是真的。、、

直到今天，写下这篇文章之际，我仍然无法告诉你《嘲王历阳帖》到底是不是李白真迹。碳-14说纸是八世纪的。鸡距笔说笔是唐代的。谢稚柳、启功、史树青说东西是唐人遗物。傅申说它就是李白的……

但故宫依然沉默，那副《上阳台赋》的介绍里，依旧写着“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