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9岁蒋经国抵台，无职无权被毛人凤派人盯了八个月，连出门都有“车夫”尾随；三年后一颗子弹送杜长城上黄泉
蒋经国合上手里的《曾文正公家书》，看了一眼窗外。扫地的杂役正弓着腰，动作很慢，但脖颈的线条一直绷着。他收回目光，继续磨墨。
台北的夏天潮热，但他书房的门窗总留着一条缝。外面街角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三天没换过位置。蒋经国提笔蘸墨，在纸上缓缓写下一个“静”字。他腕子很稳，墨水匀开，像他这八个月的日子——表面纹丝不动。
打破这层静的不是蒋经国自己，而是一个从高雄来的旧部。那人扮成送米的伙计，扛着半袋米进了官邸后厨，米袋底下塞着一张揉皱的烟盒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杜长城，炸药，春节。”
蒋经国把烟纸在煤油灯上烧了。灰烬落进砚台，混成一团黑。他没有立刻行动，反而连着三天去了草山，每次都在同一处凉亭喝茶，看山看云。盯梢的人照例跟着，日志上记着：“大公子连日游山，似无要务。”
第四天深夜，蒋经国换了一身深色布衫，从官邸侧门拐进巷子。他没叫车，步行穿过两个街区，敲开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开门的是个瘸腿老头，早年在他手底下做过通讯兵。屋里没有寒暄，蒋经国坐下就说：“我要查三件事：炸药藏在哪里，春节哪场活动，牵连到谁。”
老头点头，从床板下摸出一本簿子。“人我已经派出去摸了，”他压低声音，“杜长城手下有个爆破组长，上个月赌钱输了，正在到处借债。”
七天后，消息传回：炸药藏在北郊一处废弃糖厂的锅炉房；春节年初二，老先生要去圆山饭店出席春宴；杜长城计划在饭店后巷制造爆炸，然后让现场抓住的“共谍”身上搜出伪造的指令，指令落款会指向蒋经国办公室的用笺。
蒋经国听完，从怀里掏出一只怀表，放在桌上。“时间够了，”他说，“让那个爆破组长‘失踪’两天，然后放他回家。放之前，告诉他我们已经知道他老娘住在哪里。”
1952年腊月二十八，爆破组长突然主动向保密局自首，交出部分炸药和一份杜长城亲笔签字的行动经费清单。毛人凤接到报告时，正在试穿新年唐装。他一把扯开盘扣，对着电话吼：“立刻把杜长城给我扣了！”
但蒋经国的人更快。军法处的车子抢在保密局之前赶到杜长城的寓所，以“挪用特勤物资”为由将他带走。押上车时，杜长城回头看了一眼街对面——蒋经国的司机老赵正靠在一辆轿车旁抽烟，像是路过，又像等了很久。
审讯在军法处地下室进行。蒋经国没有露面，只让人递进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杜长城在台南安置外室的宅子。审讯官把纸条推到杜长城面前：“这地方，老先生不知道吧？”杜长城脸上的汗珠滚了下来。
正月十六，判决书下达。杜长城在死刑令上签字时手抖得握不住笔，一直重复：“我要见毛局长……”看守面无表情：“毛局长今天不会见客了。”
刑场设在台北近郊。清晨雾重，六名行刑队员站成一排。枪响前一刻，杜长城突然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咽了一口唾沫。枪声很闷，像远处折断一根粗枝。
毛人凤当天中午才得知行刑已毕。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茶杯又放下，茶水泼了一桌。副官进来擦桌子时，听见他低声说了一句：“三年……他忍了三年。”
蒋经国后来书房里一直留着那本没抄完的《曾文正公家书》。有人问起那八个月盯梢的日子，他只说：“走路的人，总不能因为背后有影子就停脚。”至于杜长城，他再未提过。只有一次整理旧物时，他从书页里翻出一张当年的烟盒纸——空白无字，已脆得一碰就碎。他对着窗光看了片刻，随手将它搁进了炭火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