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手从门把手上滑落。他盯着勃列日涅夫看了几秒，然后大步走向会议桌，拉过一把椅子，重重地放在长桌的另一端，坐了下来。他没有质问那张纸，而是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搁，拉开拉链，取出一叠照片。
“我在海边拍的，”他把照片一张张摊开，“黑海舰队的新基地、克里米亚的国营农场、还有去年丰收的玉米田。你们谁去看看过？”
照片滑到桌子中央。勃列日涅夫瞥了一眼，没动。谢列平伸手按住照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些现在不重要了。”
“不重要？”赫鲁晓夫站起来，手指敲着桌面，“你们以为换个人坐这把椅子，粮食就会从地里自己长出来？军队就会更满意？”
他转向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你告诉他们，去年我们和美国人在厨房辩论的时候，他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的玉米长得比他们的好！现在你们要把玉米地犁了？”
米高扬避开他的目光，低头整理袖口。赫鲁晓夫突然笑了，笑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很突兀。他重新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勃列日涅夫：“好，我签。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抬起眼皮：“说。”
“给我留一百公顷实验田，”赫鲁晓夫说，“就在莫斯科郊外。我要证明那些种子能活。”
房间里的人交换着眼神。这个要求太小了，小得有点奇怪。勃列日涅夫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可以。”
赫鲁晓夫拿起笔，在决议书上签下名字。笔迹很稳，比他平时签文件时还要工整。签完，他把笔帽慢慢拧上，放回桌上，然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外套。
他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离开会议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三天后，赫鲁晓夫出现在莫斯科郊外一片荒芜的田埂上。他没有住进安排好的别墅，而是搬进了田边一间看守人留下的小屋。几个老部下偷偷送来种子和农具，还有两个农学院的学生自愿来帮忙。
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只是摆了摆手：“让他种。一百公顷玉米，影响不了大局。”
春天，种子下地。赫鲁晓夫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踩着露水检查每一垄土。他穿着旧工作服，裤腿上沾满泥点，和周围集体农庄的农民没什么两样。偶尔有车经过路边，人们会摇下车窗看他一会儿，然后加速离开。
夏天，玉米苗长到齐腰高，长势比周围集体农庄的要好。赫鲁晓夫拄着锄头站在田埂上，对那两个学生说：“看见没？不是种子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他们只管完成任务，不管庄稼死活。”
八月底，玉米开始抽穗。一天傍晚，三辆吉普车开进实验田。几个穿制服的人下车，递给赫鲁晓夫一份文件。文件上说，这片土地被重新规划，需要立即平整，用于建设新的仓储设施。
赫鲁晓夫接过文件，借着最后的天光看了看，然后折好，塞进工作服口袋。“明天收完最后一片，地给你们。”
那晚，他一个人在地里待到深夜。月光下，玉米秆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掰下几个最饱满的穗子，揣进口袋。
第二天清晨，收割机开进田地。两个学生红着眼睛操作机器，赫鲁晓夫站在田埂上看着。到中午，一百公顷玉米全部倒下，打成捆的秸秆堆在路边。
吉普车又来了。这次下来的是谢列平。他走到赫鲁晓夫面前：“车准备好了，送您去别墅。”
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掏出那几个玉米穗，递给谢列平：“带回去，给你们主席尝尝。告诉他，今年莫斯科的天气，其实不错。”
谢列平接过玉米穗，犹豫了一下，转身走了。
赫鲁晓夫最后看了一眼那片光秃秃的土地，坐上吉普车。车子发动前，他摇下车窗，对那两个站在路边抹眼泪的学生说：“别哭。种子在你们手里，以后有的是地。”
车子驶上公路，扬起一片尘土。实验田的位置很快立起围挡，重型机械开了进去。又过了一个月，勃列日涅夫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报告，说全国范围的玉米种植调整已基本完成，明年小麦播种面积预计增加百分之十五。
报告下面，压着两个已经干瘪的玉米穗。勃列日涅夫拿起一个看了看，扔进废纸篓，按铃叫秘书进来：“把农业部的增产计划再核对一遍。我要确切的数字，不要估计。”
秘书抱着文件离开后，勃列日涅夫走到窗边，望向郊外的方向。窗外是莫斯科灰蒙蒙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他拉上窗帘，坐回那张皮椅子，开始批阅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