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不应该硬杠老蒋。
韩复榘丢了山东没关系，见到老蒋就哭穷，说没装备，没人员，没资金。然后，自己撞墙明智。 老蒋碍于情面，也不好杀他，可是他直接跟老蒋硬杠，逼着老蒋杀他。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处决。
两天前，他还在武汉接受审讯；而在他死后，第三集团军没有解散。于学忠接任总司令，孙桐萱等继续带兵，部队随后又投入徐州方向的作战。

韩复榘本人被处死，手里的军队却被留下继续使用。
山东失守当然严重，可高等军法会审追究的并不只是“丢了多少地方”，判决落在另一组事实之上：上级已经下达守备命令，韩部仍继续撤退，并使济南等要地相继失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韩复榘所部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归第五战区指挥。

山东军装备和重火力并不占优势，补充条件也有限。地方军将领还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部队打光了，中央未必能够按原样补回来。

韩复榘长期经营山东，第三集团军既是作战力量，也是他手里最重要的军政资本。

在山东多年，韩复榘掌握地方军政，同南京中央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平时这种关系还能靠地盘、税收和军队维持；全面战争开始以后，第三集团军必须进入战区指挥体系，原先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迅速变窄。

这支部队没有从开战起就一路退走。
德州失守前，韩部留下的守军与日军作战数日，出现伤亡。
到了1937年冬天，日军沿津浦路继续南压，黄河防线恶化，济南受到直接威胁。韩复榘开始把保存主力放到更靠前的位置。

蒋介石的要求却相反。统帅部要山东军继续守住要地，为徐州方向争取时间。济南、泰安相继放弃以后，韩复榘仍然向南撤。高等军法会审后来写进判决的，是“不奉命，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

南京此前已经失守，华北大片地区也已经陷落，守将并没有因为失城这个结果被一律判处死刑。韩复榘的案子多了一道军令关系：上级要求继续防守，他却在没有取得统帅部认可的情况下后撤。

他可以提出装备不足、重火力欠缺、伤亡增大，也可以强调山东军独自承受日军压力的困难。
这些困难都发生在战场上。

进入军法程序后，审讯追问的却是另一套问题：谁先下达命令，韩在什么时间撤退，他的行动有没有上级授权。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并特令韩复榘必须到场。
韩抵达后很快被控制，随后押往武汉。蒋在会议前已经点名要求他赴会，韩到场后即失去行动自由，逮捕并不是会议结束后才突然出现的动作。

1月19日前后，高等军法会审组成，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等参与审理。
重大军法案件的最后处置仍掌握在最高统帅手中，能不能减轻责任，不只看韩有没有困难，还要看他的撤退能不能在军令关系上找到可以接受的解释。

1月22日，鹿钟麟审问韩复榘，专门问了一个很细的问题：蒋介石要求守济南的命令在先，还是李宗仁命令后撤在先。韩回答，蒋的命令在前。鹿又问，他是否说过要退往汉中，韩也没有否认。

冯玉祥当天的日记记下此事，并称前一个问题原本可以成为减轻处分的一线途径。

若李宗仁的后撤命令更早，韩的行动至少可以落到战区指挥关系内；若继续远撤的说法能够被排除，对他的处分也可能少一项不利内容。
韩的回答却没有往这两个方向走。守济南的命令在先，退汉中的话也承认说过。

孙连仲等人曾为他斡旋，审判也没有在韩到武汉当天立即结束。可韩过去依靠山东地盘和第三集团军同南京周旋的条件，已经随着撤出山东而迅速缩小。本人被扣以后，这支军队仍可以换一名总司令继续作战。

到了这个阶段，哭穷能够解释撤退压力，却改不了命令先后；低头求情也许能增加从轻的机会，却不能让已经发生的违令撤退消失。韩复榘若想活下来，能够抓住的只剩军法责任怎么划、上级命令怎么解释，以及蒋介石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解释。

1月24日，死刑执行。
第三集团军随后没有散。于学忠等人接掌部队，原有番号和人马继续纳入战区体系，参加徐州方向的作战。韩复榘在山东撤退时想保住的那批兵，大部分没有跟着他一起消失，却也不再继续成为他手里的力量。

枪声停下后，韩复榘被从指挥链上拿掉，第三集团军换了主官，继续开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