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六十三岁的陈洁如从香港北上，第二次走进这座院落，她穿了一件藏青色夹袄，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工作人员把她引进客厅时，周恩来已经站在那里，她没有像寻常客人那样先问候，而是往前走了半步，声音发紧，几乎带着哭腔：“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周恩来伸手示意她先坐，转身对旁边的服务员说：“给陈大姐换杯热茶。”


陈洁如坐下后，手还在微微发抖，她从布包里取出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那是她整理的关于女婿陆久之的情况。


她说，陆久之在外面被人说成是“汉奸”，可实际上，他早年间就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敌营里潜伏。


那些见不得光的日子，他现在不能讲，也讲不清，但自己这个做岳母的人，不能看着他顶着污名过活。


1961年，陈洁如经批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那时她已年过六旬，身边没什么亲人，全靠女儿和女婿照料。


陆久之这个名字，在上海滩的老报人圈子里不算陌生，他办过报，做过生意，也因为在汪伪政权治下做过事，落下了些说不清的口舌。


可陈洁如知道，那些表面文章，很多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如今世道变了，当年的隐蔽战线不好再提，可也不能由着旁人往“汉奸”两个字上扣。


周恩来听着，偶尔插问几句，他问得很细，比如陆久之当年与哪些人有过来往，哪些事是组织知道的，哪些事至今说不明白。


陈洁如一一作答，有些地方年代久远，她也只记得个大概，就掰着手指算年份，算地点。


“您别急，慢慢说。”周恩来把材料递给旁边的秘书，叮嘱记好。


其实这不是陈洁如第一次来西花厅，就在几个月前，也是在这个客厅，周恩来曾设宴招待过她。


周恩来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只说要紧的没有，可回到香港后，关于女婿身份的议论传进她耳朵里，她坐立不安，这才又来了第二趟。


头一回，她是客，话里话外还有些拘谨，这一回，她更像是个护着孩子的母亲，顾不上那些客套了。


窗外天色渐暗，服务员进来开了灯，陈洁如的声音低下去，她提起女儿陈瑶光，说孩子这些年也不容易，跟着陆久之担惊受怕。


如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不能再让这种无端的罪名把日子搅了。


周恩来起身，在屋里走了两步。他转过身来说：“陈大姐，您说的这些，组织上会认真核实，陆久之同志的情况，我们会查清楚。”


他用了“同志”两个字，陈洁如听到这里，抬起头，肩膀明显松了一下。


会面结束前，周恩来又同她聊了些别的，问起她在香港的起居，说如果生活上有难处，可以提出来。


陈洁如摇摇头，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还女婿一个清白，其他的，她自己能应付。


几天后，陈洁如离京返港，那叠材料被留了下来，转到了相关部门，据后来的一些回忆，周恩来确实过问过陆久之的事。


在那个年代里，一个人的身份往往被复杂的历史经纬缠绕着，要理清楚，需要时间，更需要有人肯为他说话。


陈洁如以一个母亲和岳母的身份，在那个秋日的西花厅里，完成了她力所能及的申诉。


后来人再看这段往事，或许会感到几分历史的交错，一个是蒋介石的前妻，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两个人坐在西花厅里，谈的却是一个普通地下党员的名誉。


陈洁如一生没有参与过政治，但在那个下午，她为了家里那个“共产党”女婿，说出了最恳切的一番话。


而周恩来倾听的，又何止是一个家庭的委屈，更是那个时代里，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陈年旧账。


据说陈洁如晚年很少再提这段经历，只是偶尔在寄给内地亲友的信里，她会夹带一句，说北京秋天的海棠开得不错。


那大概是指西花厅的院子，也是指那次没有被辜负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