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夜，郑苹如被押到小树林秘密处决，特务看她如此漂亮，实在不忍心下手，突然，郑苹如说了一句话，特务立刻成全了她。
林之江收起枪，最后看了一眼那张盖着手帕的脸，转身走向吉普车。他脑子里反复响着她那句话：“别打脸。我母亲眼睛不好，将来若来找，总要让她认得出来。”
车子驶回76号时，天已蒙蒙亮。他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上午，没见任何人。下午，行动队副队长敲门进来，递上一份结案报告：“队长，丁主任催这个。”
林之江扫了眼报告上的“已处决”三个字，提笔签了名。笔尖划破纸张。
三天后，法租界巡捕房接到匿名电话，说霞飞路附近发现可疑物品。巡捕赶到时，只在一个废弃电话亭里找到个小布包。里面是件杏色旗袍，叠得方正，上面放着一张当票，典当人姓名栏写着“郑苹如”。
这件旗袍最终被送到郑家。郑母颤抖着手接过时，只说了一句：“衣服回来了，人没回来。”
一个月后，林之江奉命搜查一栋疑似军统联络站的小楼。在书房暗格里，他找到一本薄薄的日记。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是郑苹如的笔迹：“今日见林，其眼神有疑。若事败，盼留全貌与母。”
他合上日记，环顾空荡荡的房间。书架上有张全家福照片，年轻的郑苹如站在父母中间，笑得眉眼弯弯。林之江把照片抽出来，塞进自己内袋。
那晚他去了郑家附近。远远望见二楼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一个佝偻的身影坐在窗前，一动不动。他在巷口站了很久，直到灯熄。
第二天，林之江主动申请调离上海。调令下来那天，丁默邨在办公室问他：“之江，怎么突然想走？”
“累了。”林之江答。
丁默邨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跟那女人有关？”
林之江没回答。
离开上海前，他去当铺赎回了那件旗袍。掌柜认得他，小心翼翼地问：“长官，这衣裳……”
“物归原主。”林之江把旗袍重新包好。
他最终没去郑家，而是把包裹寄存在一家教会医院，附了张字条：“郑女士遗物，请转交其母。”署名处空白。
火车离开站台时，林之江望着窗外迅速倒退的街景。他想，有些成全，不过是在深渊前转过身去；而有些成全，是在扣下扳机后，用余生去捡拾那些没能打碎的碎片。
旗袍后来一直留在教会医院。直到抗战胜利，院长才亲手将它交给郑母。老太太摸着旗袍领口那朵褪色的玉兰花，轻声说：“谢谢那位不肯留名的先生。”
此时林之江已不知去向。有人说在北方见过他，开了间小杂货铺；也有人说他出了家。唯一确定的是，他再没碰过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