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 中将 送给陈毅60车装备，朱德大喜过望说：一下子成了“大财主”！而听到这句话后，陈毅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个人。
1948年12月27日晚，南京雨花台，一名43岁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走到了生命尽头。他叫卢志英。此时距离南京解放已经很近，他却没能亲眼看见那一天。这个人的真正分量，并不需要靠一段传奇故事来证明。
把时间往前拨11年，就会发现卢志英早已习惯把自己藏起来。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奉命在苏南、上海等地活动。到了1938年前后，他以“周育生”等身份经营社会关系，开设面包厂等作为掩护。对地下工作者来说，店铺卖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谁会进门、能认识什么人，以及消息能不能送出去。
当时上海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情报场。租界、日伪机构、商业公司、帮会和各路情报人员交织在一起，表面还是十里洋场，暗处却处处较量。新四军活动于华中敌后，需要的不只是枪支弹药，药品、机器零件、通信器材乃至工业原料都十分紧缺。上海因此不仅是情报来源地，也是重要的物资来源地。
卢志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是靠一次冒险完成任务，而是能够经营身份、建立关系，把敌占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一点点接入抗日力量的地下交通网。1942年1月，他再次被派往上海，任务中明确包括情报工作和采购军需物资。这已经不是传闻，而是公开党史资料能够确认的经历。
再往前翻八年，更能看清这个人的胆量。1934年9月，国民党方面围绕第五次“围剿”制定严密军事部署，史称“铁桶计划”。莫雄参加庐山会议后取得整套文件，随后交给身边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连夜处理材料，把核心内容密写进四本学生字典。
接下来承担送信任务的是项与年。面对层层封锁，他乔装改扮，穿越敌军控制区域，将绝密情报送往中央苏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隐蔽战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莫雄提供文件，卢志英等人整理情报，项与年冒险送达，任何一环断掉，这份决定生死的军事情报都可能消失在路上。
也正因为有1934年的这种经历，后来卢志英在上海做的事情才不难理解。他早已学会了一条地下工作的基本规律：真正值钱的不是自己知道多少，而是能不能把信息及时送到需要它的人手里。到了抗战时期，他面对的敌人换成侵华日军，活动地点换成上海，工作的底层逻辑却没有变。
1940年10月，卢志英还曾担任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也就是说，他并非只会秘密接头的“特工型人物”，还接触过实际军事工作。1941年，这支部队又参加苏北地区作战。拥有这种前线经验之后再去搜集情报，他自然更清楚部队究竟需要什么。
这也解释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地下工作人员要冒险弄无缝钢管、药品之类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因为敌后根据地缺乏完整军工体系，一根合适的钢管进入根据地，就可能变成迫击炮生产所需材料。上海送出去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在特殊战争环境下能够转化为战斗力的资源。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已经成为定局，新的问题马上摆在各方眼前：数量庞大的侵华日军武器由谁接收？城市由谁控制？交通线由谁掌握？因此抗战胜利前后的受降和缴械，本身就是军事力量重新分配的重要环节。谁能多掌握一批武器，接下来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变化。
“60车军械”的故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流传开来。一些二手文章称，卢志英通过与日本驻沪海军人员保岛的关系，获知一支约6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动向，新四军随后取得这批装备，并由此引出朱德称陈毅成了“大财主”的说法。
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随后遭到长期关押和审讯。对于一个掌握大量地下关系的人来说，被捕之后最大的考验已经不是个人生死，而是身后还有多少同志会不会因为自己开口而暴露。
他没有等到胜利。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与陈子涛、骆何民等人在南京雨花台遇害。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有些人的名字写在战役地图上，有些人的名字只能多年以后从档案、烈士名录和战友回忆中一点点拼回来。卢志英属于后者。
所以，今天再讲1945年的那批装备，与其渲染一个日本军官如何“送大礼”，不如看到更深的一层：人民军队当年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发展壮大，靠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冲锋，也靠情报、交通、军需、统战这些看不见的战线。枪炮决定一次交锋，情报和组织能力却常常决定能不能走到下一场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