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955年授予少校、1961年晋升中校。她是赵政，1922年11月出生，2019年9月12日去世，江苏昆山人，1941年12月参加新四军，次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她丈夫是万海峰将军。

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一个昆山姑娘的选择让人动容。1941年的冬天特别冷，日军铁蹄践踏着江南水乡，19岁的赵政毅然告别家乡，踏进了新四军的队伍。

离家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两个煮鸡蛋塞进她手里。“路上吃。”母亲说完就转过身去。赵政握了握母亲的手，转身走了。她没回头。

走了三十多里才到集合点。带队的同志看了看她，“识字吗？”赵政点点头。“去卫生队吧，那边缺人。”

卫生队有七八个女兵，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队长姓李，三十多岁，脸黑黑的。第一天就给了她们下马威。“怕血吗？”李队长问。有个姑娘小声说有点怕。李队长掀开担架上的布，露出伤员溃烂的伤口。“现在开始，谁都不能怕。”

赵政没说话。她上前接过绷带，蹲下来开始清洗伤口。伤员是个小战士，看着比她年纪还小，疼得直吸气。赵政动作很轻。“快了，马上就好。”

晚上睡在稻草铺上，几个姑娘挤在一起。有人小声哭。赵政睁着眼睛看屋顶。她想起家里书房那扇窗，这时候该有月光照进来。

一个月后她们跟着部队转移。路上遇到敌机扫射，大家散开隐蔽。赵政趴在水沟里，听见不远处有人呻吟。等飞机过去，她爬过去看，是个老乡腿上中了弹片。

没有担架。她扶起老乡，架在自己肩上。“往前走，别停。”她对老乡说。走了三里地才遇到接应的人。放下老乡时，她半边衣服都被血浸透了。

李队长看了她一眼。“还行。”他说。

1942年春天，赵政入了党。宣誓是在一个祠堂里进行的，墙上挂着党旗。领誓的老同志问：“为什么入党？”赵政想了想，“为了不让更多人像我这样离开家。”

老同志点点头。“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夏天的时候部队打了一场硬仗。伤员一批批抬下来，纱布很快用完了。赵政把自己衬衣的内衬撕成条，煮过之后当绷带用。有个伤员伤得很重，一直喊渴，但军医说不能喝水。赵政用棉签蘸水润他的嘴唇。“坚持一下。”她说。伤员后来还是没了。赵政给他擦干净脸，把剩下的半壶水放在他身边。

晚上李队长找到她。“难受？”赵政摇摇头。“就是觉得……该多做点什么。”李队长沉默了一会儿，“活着的人继续战斗，就是对死者最好的交代。”

那年秋天，赵政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包扎所。地方很小，是个废弃的土庙。她带着两个新来的女兵，把佛像用布遮起来，搭起几张木板当病床。药品依然紧缺，她带着女兵去后山采草药。有个女兵分不清哪些能用，赵政就一种一种教。“这种叶子背面有绒毛的不能要，会发炎。”

有天夜里送来个重伤员，需要立即手术。但唯一的煤油灯快没油了。赵政让女兵举着灯，自己动手。灯芯越来越短，影子在墙上晃。最后一针缝完，灯灭了。她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去摸伤员的脉搏。脉搏虽然弱，但还跳着。

1943年，赵政遇到了万海峰。他当时是营长，战斗中手臂受伤，被送到包扎所。赵政给他处理伤口时，他一直在问前线情况。“三连撤下来没有？机枪位置换了吗？”赵政说不知道。万海峰就皱眉头。

换药换了七天。最后一天万海峰说：“你手很稳。”赵政没接话，继续包扎。临走时万海峰突然说：“等打跑了鬼子，咱们这些人都得好好学建设。”赵政抬头看他一眼。“先把伤养好。”

后来万海峰又来过几次，有时候是送伤员，有时候是路过。有次他说起老家河南的旱灾，说等胜利了要去修水利。赵政正在晾绷带，顺口说：“那得学工程。”万海峰说：“学就学。”

他们没再多说什么。战争年代，有些话不必说出口。

1945年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赵政正在给伤员换药。外面欢呼声震天，伤员挣扎着要起来。赵政按住他。“别动，线要崩开了。”她继续手里的动作，但这次手有点抖。换完药走出去，看见满山遍野都是欢呼的人。她靠在门框上，长长舒了口气。

有个女兵跑过来抱着她哭。赵政拍拍她的背。“好了，去工作吧。”她说。转身进屋时，她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