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桂系核心、一同逼蒋下野：
李宗仁先远走美国，静观局势，历经多年沟通谈判后选择回归祖国，得到国家礼遇，善终；
反观白崇禧在部队覆灭之后，误信蒋介石许诺赴台，失去自由，长期被特务监控，政治上被架空，最终心脏病离世。


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站着一百多名迎接者。
李宗仁和郭德洁从飞机上走下来，周恩来在场。七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这个离开大陆十六年的前国民党代总统，从此留在北京生活。

此时，他多年的老搭档白崇禧还在台北，身上保留着陆军一级上将和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名义，却早已没有一支属于桂系的军队。

两人的晚年差别，并不是到了1965年才突然出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职位换了人，军队、财政和国民党组织的控制却没有完整移交。

李宗仁手里最有分量的筹码，是白崇禧掌握的桂系部队。
两个月后，白崇禧还能以华中军政长官的身份调动军队，李宗仁也还能借这支力量同蒋介石争夺实际权力。

4月18日，白崇禧到南京美国大使馆见司徒雷登，转达李宗仁的安排：蒋介石如果回来，就应重新承担包括军事事务在内的总统全部职责；如果不回来，就应离开中国，把权力和国家资源交给李宗仁。

蒋介石已经离开南京近三个月，李宗仁仍要逼他在“复职”和“真正交权”之间作出选择。
名义上的总统职位，并没有自动带来对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支配。

这种僵局还能维持，是因为白崇禧手里有兵。
1949年夏秋，桂系部队从华中退向湖南、广西，随后在连续战事中损失惨重。李宗仁可以倚重的军事支柱随之坍塌。

到了年底，他再以代总统身份留在国民党控制区，已经没有足够军队支撑同蒋介石继续较量。
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就医，没有去台湾，也没有把自己送进蒋介石重新建立的岛内权力体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权。
李宗仁人在美国，已经无法阻止这一安排，却也不必在台北接受蒋介石重新整合后的党政军秩序。两人原来争夺的是同一个国民党最高权力位置，此后一个掌握台湾的党政军机器，一个长期留在海外，直接权力冲突失去了原来的场域。

白崇禧的去向不同。12月上旬，他退到海南。蒋介石派罗奇、陈良前往海口，罗奇带去亲笔信，催他赴台商议善后，又转达让他出任行政院长的意思。

白崇禧没有马上动身，还派李品仙赴台探询。

李品仙回报，组阁一事确有其说。12月30日，白崇禧由海口飞到台北。这个职位后来并没有兑现。

白崇禧到台湾后仍有上将军衔，也担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却不再掌握可以独立调动的部队。过去二十多年，他同蒋介石分分合合，能够争军令、争地盘、争中央职位，背后一直有广西和桂系武装。

1949年底以后，这个基础消失了。
留在原来的政治体系内，并没有把旧日的议价能力一起保留下来。

到了1956年，监控已经进入他的日常生活。
白崇禧在5月2日致蒋介石的信中写到，台北松江路住宅附近长期有人监视，自己乘车外出时还有车辆跟随；去新营、台南、新竹打猎，或者前往清真寺礼拜，跟踪也没有停止。

他仍能外出、会客、参加宗教和社会活动，并非张学良式的正式软禁，可他的行踪长期受到情治人员盯梢。

李宗仁在美国失去了国民党内部的职位和军队，却获得了另一种处境：蒋介石无法通过台湾岛内的军政体系直接限制他的人身活动。

1950年代中期以后，程思远等人在北京和李宗仁之间往返。谈判持续多年。

到1963年，双方已经谈到李宗仁回国后的政治活动范围、是否继续介入台湾问题、是否留欧或回美，以及回大陆定居等具体安排。1964年一度停顿，次年重新启动。

1965年7月，李宗仁最终从欧洲转道回到大陆。北京给他的安排很具体：机场迎接、公开声明、会见和定居。

1969年1月，他病重后，周恩来要求医院尽力抢救；李宗仁去世后，中央安排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主持，毛主席批准有关治丧报告。

白崇禧没有等到类似的政治转身。1966年12月2日，他在台北因心脏疾病去世。12月9日，台湾方面为他举行公祭，蒋经国率国防部人员前往吊唁，随后安葬于六张犁回教公墓。

白先勇后来明确称，父亲死于冠状动脉梗塞。

1949年冬天，两个人都已经失去桂系最重要的军事根基。

李宗仁选择离开蒋介石能够直接控制的政治空间，代价是彻底退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竞争，却保住了以后重新选择去向的余地；白崇禧选择留在原来的体系里，保住军衔和名位，却在失去部队后再无独立筹码。

十六年以后，一个从海外回到北京，一个仍住在台北松江路。真正拉开他们晚年距离的，不是一句劝告有没有听进去，而是桂系军队消失以后，两个人把自己放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