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163 师打过奇穷河，俘获大批越军。上级指示就地释放战俘，师长边贵祥考虑战斗还没有结束，就地释放等于放虎归山，向上级呈报前线实际情况。


1979年6月22日，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中越双方进行第五批被俘人员交接。
中方当天办理355名越方被俘武装人员的释放手续。从5月21日第一批伤病俘交接开始，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月。此时决定人员何时回国的，已经是双方红十字会和统一编制的交接名单，前线师部早已退出这个环节。

三个月前，163师遇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2月17日，55军163师投入同登战斗。越军第3师所属部队依托炮台、高地和山洞工事抵抗，163师几个方向同时向前推进。

第二天，战场敌情发生变化，55军一度调整部署，随后又继续组织搜剿。同登并没有在一天之内结束。

前面的营连还在攻阵地，已经通过的公路、村落和山地又必须留下兵力警戒。

就在这一阶段，师部收到要求释放所俘越军人员的指示。师长边贵祥和政委吴恩庆没有立即把人放回正在交战的区域，而是把前线仍在作战、敌情尚未稳定的情况报了上去，请求按照战场实际重新处理。

边贵祥盯住的是一个很具体的时间差。
俘虏继续控制，163师就得抽人看押、供应，还要安排后送。立即释放，人员一旦离开控制线，师部便无法再掌握他们的去向。

此时同登周围仍有越军阵地没有肃清，163师接下来还要继续向谅山方向进攻。
哪里要留警戒兵，哪条道路不能断，刚刚通过的地域会不会重新出现武装人员，这些都直接压在师一级指挥机关身上。

163师手里的俘虏其实不多。同登战斗结束时，该师记录俘敌24人；整个出境作战期间，俘敌总数为38人。同期记录中，毙敌5293人、伤敌530人。这个师在同登、谅山一线最重的任务一直是攻坚、夺点和继续向南打开通路，战俘在全部战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38个人放进整个战役里并不显眼，放进一个还在向前运动的师里，却会立刻变成警戒和后送问题。边贵祥向上级提出暂缓释放，也没有改变战俘最终由谁处理。

师部能够暂时控制人员，也能够报告前线风险，却无权把这些人长期扣留下去。

2月下旬，同登主要战斗结束，163师没有停下来休整多久，很快又转向谅山。2月27日，55军发起谅山方向进攻。到3月2日，163师已经推进到奇穷河北岸，随后按照命令停止继续南下，转入防御和清剿。

两天后，命令发生变化。
3月4日清晨，55军重新向奇穷河南岸发起攻击。炮火准备以后，163师489团等部投入渡河作战，攻击谅山南市区，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次过河属于重新下达的作战部署，并不是一个师脱离指挥体系自行南进。3月2日叫停，163师停下；3月4日命令继续打，部队再渡河。

边贵祥手中的权力，到这里划得很清楚。他能够根据伤亡、敌情和部队位置向上反映情况，也能够决定师内兵力怎样使用；奇穷河究竟过不过、整个谅山方向还打不打，则由更高一级决定。

这也正是战俘问题和作战命令之间最容易混淆的地方。边贵祥对立即放人的顾虑发生在部队仍连续作战的条件下，他要求解决的是眼前的战区安全。奇穷河能不能越，则属于整个战役下一步怎么打。两个问题都发生在163师身上，却不在同一个指挥层级。

3月5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转入撤军。163师随55军逐步收缩，3月11日开始回撤，12日清晨全部退回中国境内。

前沿阵地消失以后，战俘的处置条件随之改变。
人员进入收容、医疗、登记程序，前线师部不再需要判断某个人释放以后会不会重新回到交战地区。

5月20日前，首批准备遣返的越方伤病俘已经从收容所和医院集中，医护人员重新检查伤情，铁路部门安排卫生专列运往凭祥，再由救护车和客车送到友谊关。每个人都有名册，部分伤残人员还有专门证明，交接地点也固定在零公里处。

5月21日，第一批120人完成交接。随后双方商定五批释放安排，中方提交的越方被俘人员名单为1638人。5月28日、6月5日、6月13日、6月22日，后续人员继续按批次办理。战场上临时看押的俘虏，到这里已经变成由国家统一登记、医疗和遣返的人员。

边贵祥当时守住的其实只是一道时间界线：枪还在响，已经控制的敌军人员不能轻易重新进入战区；部队撤出越南以后，师长本人也不再决定这些人的去留。

2月的163师司令部面对的是炮台、道路、警戒兵和下一场进攻，到了6月，零公里处摆开的已经是名册、担架和一份份交接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