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复盘大陆失败，他将丢失江山的责任，归咎于两个人。

1949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门写下一份关于国民党政局的备忘录。
李宗仁提出，要么蒋介石重新担任总统，要么就把政府、军队以及掌握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部交给代总统。

文件同时记下，蒋介石表面上接受这些要求，实际并没有真正放手。

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依宪法代行总统职权，南京政府转向和谈，蒋介石仍保持着党务影响力，并继续介入军政。

到了7月，两人的分歧已经落到军队部署上。蒋介石强调台湾和沿海防御，李宗仁与白崇禧则把力量更多放在大陆南部和西南。

一个政府里，总统职权、军队控制和退守方向开始分叉。

李宗仁接过的也不是一个尚有余裕的局面。
1948年底，南京以北的国民党军已经遭受决定性失败，平津方向急剧恶化。

1949年1月初，蒋介石在日记中还在忧虑杜聿明集团陷入“无能反攻之穷境”。等到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时，辽沈战役早已结束，淮海战役也接近尾声。1月的权力更替发生在败局之后。

蒋介石却很快把内部裂痕记到了李宗仁和桂系头上。3月，他在日记中认定南京报纸攻击自己受到桂系指使。到了1950年1月，已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仍把“桂系李白”列在自己最恼怒的人事关系中。2月底，他又把李宗仁同美国方面的接触视为针对自己的政治行动。李宗仁在他的责任账上越来越重。
另一个名字出现得更早。

1949年1月的《上月反省录》中，蒋介石把失败一路推到苏联，再推到美国，最后写下“实失败于美马”。“马”就是马歇尔。

1945年底，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华，任务包括促成停止内战、政治协商和军队整编。
1946年1月停战协议成立，2月又签署军队整编方案，东北战事随后成为调停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

马歇尔能够施加外交压力，却不能替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也不能替南京解决财政、军纪和组织问题。1947年初马歇尔结束使命离开中国，此后两年，国民党的军事局面仍不断恶化。等到蒋介石1949年1月写下“美马”时，马歇尔已经离华两年。

同一个1月，蒋介石另一份反省录把矛头转回制度。
他写道，此次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应当时国情和需要，而且没有成熟确立。

一页纸上是马歇尔，另一页纸上已经出现国民党自身的制度。

到了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把军事失败拆得更细。
他点出军事教育、人事和经理制度长期没有健全，部队、机关和学校在人事、管理和教育上都积下问题。

他还承认，自己身为统帅，没有督导部属建立健全制度，对军队败坏负有重大责任。此前5月27日，他又在日记里写自己“轻浮躁急”是一生的大病。

马歇尔和李宗仁分别压在蒋介石最难掌握的两个方向。
美国援助和美国政策是他长期依赖的外部条件，却不由南京决定；李宗仁拥有代总统的宪制职权，又有桂系军事政治基础，蒋介石下野后，也无法再按普通部属处置。

外部援助不能完全服从自己的战略，内部权力又在败局中分开，两种挫败最后都落成了具体的人名。

时间却把责任的边界切得很清楚。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前，东北战局和淮海战局的重大失败已经发生。马歇尔离华以后，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和组织危机仍继续扩大。

到了1949年后期，美国外交文件甚至直接把国民党政府写成两个主要政治集团，一个以蒋介石为首，一个以李宗仁为首，剩余军政资源也已经分散。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此后的工作中，军官训练、人事制度、军事教育和建军制度反复出现。

10月14日的日记里，当天列出的事项就包括军官学校招生、尉官和军士继续训练、高级军官教育，以及“建军及建国全套制度设计”。

大陆已经失去，马歇尔远在美国，李宗仁也不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

蒋介石留在台湾继续处理的，却是军队、人事、教育和制度。李宗仁与马歇尔在那张失败责任单上写得很重，可陪着他进入台湾整军阶段的，还有1949年由他自己写下的另一组责任：制度没有建立好，军队已经崩坏，而统帅本人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