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评判民国的政党和政体，但你无法否定民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民国，是当时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敢于否定民国时代中国人抗日救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壮举。所以谈论民国历史，首先是事实然后才是其他。

1928年7月25日，北京。一份中美关税条约签了下来。美方签字的是驻华公使马慕瑞，中方签字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条约的正式名称却不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条约”，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关税关系条约》。

一个月前，北洋政府刚刚退出北京，南北政治格局还没有完全收束，美国国务院已经把同南京方面缔结双边条约视为对新中央政府的承认。

政府换了，代表中国签约的人换了，条约中的国家名称没有跟着换。

这种变化在民国时期并不只发生一次。
1913年，美国内部讨论是否正式承认北京的共和政府时，对这个政府能不能稳定存在、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意见并不一致。文件却把一条界线划得很清楚，当时处理的是“新政府”的承认，并非“新国家”的承认。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国家的政府形式发生变化，对外关系中的“中国”仍继续存在。

到这一年10月，英、法、俄、日、德、意等主要国家也陆续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国内政治远没有外交文件那么整齐。

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样的文字第一次把共和国家与“国民”直接连接起来。

可袁世凯死后，直系、皖系、奉系相继争夺北京，地方军事集团掌握自己的军队、财政和地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实力派依然存在，国共之间又经历长期武装冲突。

这恰好形成了民国政治最明显的一层矛盾。国家被规定为国民共同拥有，掌握中央政府的力量却不断变化；中央权力有时只能控制部分地区，对外签署条约、派驻使节、承担国家债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政府却一直存在。

1913年外国承认的是北京共和政府，1928年美国承认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后两个政府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不同，国际关系中承接的却仍是中国这个国家。

1937年以后，这种国家身份不再只体现在条约和外交承认里。
日军攻入华北，随后进攻上海、南京、武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连续投入大规模作战，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各地地方部队、民众组织也被卷入战争。

国共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摩擦并没有停止，双方甚至在抗战期间爆发严重冲突，但日本始终没能迫使中国政府宣布投降，也没能使中国停止以一个参战国的身份继续战争。

中国战场一直延续到1945年。
战争把“谁掌握政府”和“谁在保卫这个国家”拉出了更大的距离。

国民政府承担国家层面的宣战、外交、军令和盟国协调，正面战场付出巨大伤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持续作战，并扩大根据地；沦陷区民众、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运输人员和海外华侨也分别进入救亡、生产、募捐、运输和战争动员。

政治立场并不相同的人，在日本侵略造成的国家危机面前，却同时以“中国人”的身份承受战争。

到了1942年1月1日，中国又出现在另一份文件上。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承诺投入军事和经济力量对轴心国作战，不同敌国单独媾和。

中国由持续抗战的亚洲战场国家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制度框架。

一年以后，变化继续向前。
1943年，中美签订新约，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同年10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明确提出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1944年，中国代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讨论。

曾经长期面对列强在华特权的中国，此时已经开始坐到制定战后国际安全制度的会议桌旁。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会议闭幕。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9月，中国完成批准程序。宪章把中国列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宪章的生效又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完成批准。

中华民国政府由此代表中国进入战后国际组织的核心结构。
这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因为抗战胜利变得太平。国共谈判很快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在大陆失败。军阀政治、一党训政、政治压制、社会不平等以及国共内战，都留在1912年至1949年的历史里，没有因为抗战和联合国席位而消失。

1949年以后，大陆政权发生根本变化。
此前三十八年里，谁掌握中央政府、什么政体更有效、哪些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都可以继续一件一件追问。

可在那段战争最惨烈的年月里，死在战场上的军人、沦陷区遭受战火的百姓、敌后作战的武装、守在重庆的政府机构，以及远赴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国家危机。

1945年那份《联合国宪章》留了下来。
签字人代表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进入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名称却是“中国”。
国内政治仍在争夺，战争已经把中国重新推到世界秩序的会议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