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攻坚战之后，王兆相为何主动申请离开主力野战师？


1947年12月，辽吉军区第五军分区的干部名单里，多了一个此前一直带野战部队的名字：王兆相。

几个月前，他还是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师长。

5月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上报野战军实力，第六纵队已有近二万八千人，王兆相列在十八师师长的位置上。这样的岗位，在1947年的东北战场上很有分量。野战纵队不断南下北上，谁留在这个体系里，谁就有机会接连参加大兵团作战。

王兆相却提出离开。
他的变化发生在四平攻坚之后。6月14日晚，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向四平发起总攻。最早突入市区的主要是一纵等部，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也投入路东战斗。

直到6月23日，西满纵队两个师撤出准备打援，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和王兆相的第十八师才投入城内，整个四平战斗改由洪学智统一指挥。七天以后，随着国民党九个师向四平增援，东北民主联军全部撤出战场。

十八师赶上的，是这场攻坚最难处理的后半程。
铁路以西已经被攻占，路东守军被压缩，却仍依托建筑、据点继续抵抗；外围援军又越来越近。整个攻坚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一万三千余人。王兆相带十八师打完这一阶段，没有马上离开部队，职务变化是在此后几个月逐渐发生的。
矛盾也出在这一时期。

王兆相对十八师作战后的评价、部队补充以及在纵队中的处境有自己的意见，最终提出调离。
十八师当然是野战师，却不等于六纵三个师的基础完全一样。各师来源、作战经历不同，进入六纵以后承担的任务也不同。

四平一战，第十七师6月21日已经进入路东，第十八师到23日才投入，纵队内部本来就在根据战况轮换和增加兵力。

王兆相在意的却不只是下一仗让哪个师先上。
一个师长期在同一纵队里作战，兵员补充、干部使用、任务分配和战后评价都会积累成部队的位置。师长带的也不只是番号，部队伤亡之后能不能尽快补起来，连续作战以后还能剩下多少骨干，都直接影响下一场仗。

继续留在十八师，王兆相手里仍是一支正规野战师，可他已经不愿意沿着原来的关系继续带下去。
他为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十分具体。

六纵已经形成纵队、师、团完整的指挥系统，洪学智等纵队干部熟悉各师情况，部队也在连续作战中完成磨合。王兆相一旦离开，就等于从一套已经运转起来的主力野战体系中退出。

可他选择的第五军分区，并不是一张清闲的椅子。
地方军区承担守备、扩军和组织地方武装等任务，许多部队还处在由地方力量向正规建制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岗位同野战师长差别很大：在十八师，他接手的是已经编成的师；到了地方军区，他又要面对分散的兵员和正在扩充的武装力量。

这种事情，他已经干了十几年。
1933年，神木红军特务队成立时只有七个人、四支枪，王兆相任政委。随后这支力量发展成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他任队长，再往后又扩成红军团级、师级武装。抗战时期进入山东，他先后担任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领导职务。

到东北以前，他的军事经历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根据地、地方武装和部队扩充上。

1947年的东北恰好需要这种经历。
野战军越来越大，新部队也在不断形成。地方武装经过扩充、整训，可以继续组成独立部队，再投入更大规模的战争。王兆相离开十八师以后走的，正是这条路。

第五军分区没有成为他的终点。
后来，他又担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师长，重新带上了师级部队。此后南下，他又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六二师师长，参加衡宝等战役。

从十八师出去以后，他绕过地方军区，又回到了野战部队。

这条经历把1947年的选择分得很清楚。
王兆相申请离开十八师，直接起因是他对原部队处境产生了意见；可他并没有申请离开战争，也没有从此转到与作战无关的位置。

他舍掉的是六纵这个已经成熟的平台，接下来的却是一项自己从陕北到山东反复做过的工作：把地方力量重新组织成能够作战的部队。

代价很快兑现。他没有继续以六纵十八师师长的身份走完东北主力部队后面的道路。
另一面也很快出现。军分区之后，是独立第十三师；独立师之后，又是第四野战军的正规师。

王兆相从四平战场走出去时换掉了部队，却没有换掉带兵打仗这件事。

1947年冬，他的名字暂时从第六纵队十八师消失，出现在第五军分区。再往后翻，名字又回到了师长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