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日本原本没打算1937年全面侵华。按照“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的计划，日本应该用25年时间经营东北，把它变成支撑持久战的兵工厂，到1956年再发动全面侵华，最后与美国进行决定世界霸权的“最终战争”。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枪声响起还不到一天，日本参谋本部给华北驻屯军的方向仍是控制事态，不把战火继续扩大。第二天，陆军大臣杉山元提出从日本本土动员三个师团，停战交涉一出现，这项动员又被暂缓。

坐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位置上的石原莞尔，坚持把战事压在华北。

六年前，推动九一八事变的人恰恰就是石原。
1931年5月，他在《满蒙问题私见》中已经把满蒙放进日本未来战争的核心位置。鞍山的铁、抚顺的煤、铁路和辽阔纵深，都可以转化为日本扩大军事实力的条件。

几个月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石原参与策划，东北随后落入日本控制。

《满蒙问题私见》里出现过“二十五年”，说的却是过去二十五年经营满蒙的经历。谈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武力行动，石原把有利窗口放在苏联恢复实力、美国海军继续增强以前，甚至写到“最迟”不应晚于1936年。

1931年的时间安排里，没有把1956年列成全面侵华的开战节点。
石原更想争取的，是把占领后的东北继续改造成工业和军事基地。1936年前后，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按照他的要求参与军需工业扩充方案，关东军随后推动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937年4月计划进入实施，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同时扩张，建设周期指向1941年前后。

这一安排和日本陆军当时的主要作战方向紧紧连在一起。

1936年的国防方针把苏联放在陆军主要假想敌的位置，海军则把美国作为主要对手。满洲承担北方防务和工业基地的角色，陆军的兵力、军费、装备生产都必须留下足够份额。

一旦中国战场扩大成长时间消耗战，这些资源就会不断被抽走。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同时没有停止。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已经按十四个师团设想华北、华中和华南方向的行动，上海也在用兵方案之中。

另一边，陆军的战争指导又要求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军备，尽量避免对华全面作战。军部争论的焦点已经落到武力使用的时间、范围和规模上。

卢沟桥把这种矛盾一下推到了实际调兵上。
7月上旬，石原还能依靠参谋本部压住从本土大规模增兵。到了7月下旬，平津战事升级，华北驻屯军和陆军中央要求扩大行动的力量不断增强。地方停战没有维持住，增援继续向华北移动，原来限制战区范围的安排逐渐失效。

8月，战火又转向上海。海军要求陆军派兵时，石原仍不赞成继续扩大，甚至主张撤出当地日本侨民，以免再增加陆军负担。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17日，日本政府放弃不扩大方针。华北的军事冲突由此同长江下游战场连在一起，越来越多部队被投入中国。

石原同扩大派的分歧也走到了尽头。
他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又主张把满洲变成日本国防和重工业基地，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承担直接责任。他坚持压住1937年的战争规模，守的是另一套战争次序：满洲工业先完成扩充，对苏军备不能被抽空，更远处还要为同美国争夺太平洋力量储备国力。

中国战场却按照另一条轨道扩张。华北要兵，上海要兵，随后战线继续向中国腹地推进。为满足战时需要，日本不断扩充师团，武器、弹药和运输能力随之承受压力。那些原本要留给满洲和北方方向的军事资源，开始越来越多地流入中国战场。

1937年9月，石原离开参谋本部第一部，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他失去了在东京直接参与陆军作战指导的位置。刚刚启动不久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受到战争冲击，1938年5月转入修正计划，原来的生产指标和投资安排随战争需要重新调整。

石原关于更远战争的设想却没有消失。
1940年，他公开讲《最终战争论》，仍把未来的世界性决战设想为东亚与美洲之间的较量，并按照航空技术、工业能力和战争形态的发展速度，把最终决战估计在大约三十年以后。

他还提出，需要经过长期产业建设，使东亚具备同美洲竞争的生产能力。

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越过1956年。

石原本人后来谈及“三十年左右”时，也把它当作战略推算，并非已经确定的战争日期。他设想的最终战争依靠高度工业化、航空力量和新式兵器迅速决胜，与中国大陆上不断投入步兵师团、不断延伸补给线的持久消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形态。

1931年，石原推动夺取东北；1937年，他又阻止中国战争继续扩大。
两次行动都围着同一套资源排序运转：先占住满洲，再扩充工业，保留对苏兵力，把更大的国力竞争推向以后。

可到1938年，满洲五年计划刚刚实施一年就被迫修改，石原本人也已经离开东京作战中枢。
钢铁、电力和军需工厂还在扩建，大批师团却已经沿着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不断向中国战场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