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粟裕彪炳的战功交相辉映的，是他高尚的品格。
一生之中，即便受到误解与批评，粟裕也不挟私报复，对于曾经激烈争论的战友，也不心存芥蒂。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他坚守党性，不搞投机，不落井下石，不趋炎附势。粟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战功践行使命，对军队负责、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1948年5月，粟裕从城南庄返回华东野战军时，职务前面多了一个“代”字。
中央决定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工作，原准备由粟裕主持华东野战军。粟裕却请求陈毅继续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5月9日，新的任命正式确定，陈毅保留原职，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战役指挥仍由粟裕负责。

名义上的正职，他让了；落到战场上的指挥责任，他照样接住。

就在这次人事调整前后，粟裕对另一件事却没有退。

1948年初，中央军委准备让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在湘、浙、闽、赣进行机动作战，吸引中原国民党军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

命令下来后，粟裕一面整训部队、准备南渡，一面继续观察黄淮战场。

两个多月里，他三次提出不同意见，希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把华野和中野主力留在中原，争取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中央把陈毅、粟裕召到城南庄面谈，最终决定暂缓渡江。

几个月后，豫东战役展开，华野在中野配合下歼敌九万余人。

一边是已经下达的战略部署，他连续陈述不同意见；另一边是华东野战军最高职务，他主动请求保留陈毅的名义。两件事几乎落在同一个时间段里。5月9日的任命电报上留下“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战役指挥权却仍压在粟裕肩上。

这样的选择并非1948年突然出现。
1945年10月，中央筹建华中军区，最初决定由粟裕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粟裕提出由张鼎丞担任司令员，自己任副职。

10月24日，中央仍维持原方案，当晚粟裕再次致电。

五天后，中央重新任命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区域军区的一把手让给别人，野战部队的作战任务仍由他承担。

到了1946年，华东战场又形成一套很有特点的指挥关系。
中央明确规定，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给粟裕。

于是，从宿北、鲁南到莱芜、孟良崮，陈毅负责统筹全局，粟裕承担越来越具体的战役指挥。陈毅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是副司令员，两人的职务高低没有妨碍战役指挥权按照实际需要配置。

粟裕身上一直存在这样一道清楚的界线。涉及个人名位，他可以往后退；涉及部队怎么打、几十万人的兵力怎么使用，他把判断送到中央，由中央决定。意见被接受，他负责组织作战；中央作出决定，他承担执行责任。
这道界线到了1958年，经受的是另一种考验。

5月27日至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后来转入错误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把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上升为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

粟裕也受到批判，随后离开总参谋长岗位，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同时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

工作岗位变了，粟裕没有离开军事问题。

在军事科学院，他协助叶剑英开展建院工作，参加科研方针、科研队伍和军事理论建设。

此后又多次到边海防地区调查，研究现代条件下作战和国防建设中的问题，把报告和建议送交中央军委。1958年的批判改变了他的职务，没有让他停止向军队提供军事判断。

一年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转而错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军内政治环境再次急剧变化。

粟裕并没有因此回到总参谋长岗位，他仍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个人处境没有随着别人的失势而改变，军队研究、边海防调查和军事理论工作继续进行。

陈毅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战争年代，两人在作战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可1948年陈毅即将调离华野时，粟裕主动请求中央保留陈毅的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后来陈毅离开华野机关，粟裕掌握实际战役指挥，正式职务仍是“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

过去争过什么，没有变成争夺名位的理由。

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去世。
十年后的1994年12月25日，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发表《追忆粟裕同志》，对1958年的事情作出明确表述：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一看法也是中央军委的意见。

从1945年请求改任副职，到1948年三次陈述暂缓渡江的意见，再到坚持陈毅保留华野职务；从1958年离开总参谋长岗位，到此后继续承担军事科研和国防研究，几件事落在不同年代，却有同一条分界：职位属于组织安排，作战判断必须对部队负责，个人受到什么待遇，不应改变正在承担的军队工作。

1994年那篇文章刊出时，粟裕已经去世整整十年，而1958年压在他身上的那次错误批判，直到这一天才得到公开的组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