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协议的主谋策划张之洞和美国人的合影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但在当时的中国，这道宣战诏书下发到中国南方时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两广总督李鸿章闻讯，回电称：“此乃乱命”与此同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奔走于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一个旨在“保全东南”的政治防御计划正在悄然成型。这便是改变了晚清国运的——东南互保。

19世纪末，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深刻的统治危机。民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方迅速蔓延。对于清政府内部而言，慈禧太后对洋人支持光绪“亲政”的传闻心怀怨恨，试图利用义和团的“民气”抗衡列强。然而，这种利用盲目排外情绪的外交赌博，在深谙国际形势的东南督抚眼中，无异于引火自焚。

为何东南督抚能够有不一样的视角呢？一方面，当北京陷入拳乱、外交官遇害、使馆区被围时，南方的督抚们通过当时先进的电报系统，比北方更清楚列强的真实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湘淮军系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洋务成果（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皆在南方。对于张之洞、刘坤一而言，这些是他们政治生命的根基，一旦开战，数十年近代化命脉将毁于一旦。

慈禧太后

面对“宣战”乱命，东南督抚们陷入了忠义与理性的两难。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策略：将宣战诏书定性为被义和团胁迫下的“矫诏”。在盛宣怀的牵线桥架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授权上海道台余联沅，于1900年6月26日同各国驻沪领事达成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成三个部分：1.地方自保： 督抚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严禁义和团入其辖区；2.各国撤兵： 只要南方不乱，各国军舰不进入长江及内陆港口；3.中外互保： 南方省份在形式上保持中立，不参与北方的战争，维持正常的国际贸易。

这一举动在事实上将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一个是北方与列强激烈开战的清中央，另一个是南方与列强维持和平的督抚联盟。

东南互保并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廷中央集权不断衰落、地方权力结构性扩张的必然产物。

张之洞

自曾国藩建立湘军起，清朝的军事支柱便由国家军队转向了带有私人性质的地方武装。刘坤一掌握着南洋水师与精锐陆军，张之洞则在湖北编练自强军。这种“兵随将走”的模式，赋予了督抚敢于对朝廷说“不”的底气。同时，各省截留厘金，掌握了地方财政主权，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半独立”。

参与互保的领袖如张之洞、盛宣怀，多具有长期的洋务经验。他们更认同基于条约体系的国际秩序，而非北京那种基于“夷夏之辨”的意气之争。盛宣怀通过电报局控制了信息的流向，优先让督抚协商一致，再统一对抗中央。这种“通讯霸权”使得身处紫禁城的慈禧在决策时，实际上已经被地方精英所孤立。

在西方列强眼中，北京的清政府已处于失控状态。英国等国为了维持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宁愿承认督抚为合法的谈判对象。此时的东南督抚，已经从中央的派出机构演变为具有部分独立外交权的“小朝廷”。

东南互保的历史功过，一直处在剧烈的争议与讨论中。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解构：从务实角度看，东南互保保全了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上海的金融、南京的防务、汉口的工业，在北方陷于战火与抢掠时，南方依然维持着生产与贸易。这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幼苗，也为后来清末新政、甚至民国早期的经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本钱。

李鸿章

传统史观曾有“卖国”之嫌的指责，认为这是地方军阀割据的雏形。但深入分析可见，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张之洞等人深知清廷必败，若全国参战，中国将面临彻底被瓜分肢解的命运。互保在形式上维持了国家的“局部和平”，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地方督抚的这种温和立场也为中国争取到了微弱的博弈空间。

然而，东南互保对清帝国统治的杀伤力是致命的。地方权臣可以公开宣称皇帝的诏书是“乱命”而拒不执行，且事后未受严惩。这标志着清政府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 另外地方互保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地方可以脱离中央而独立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

武昌起义军在拉湖北谘议局门口留影纪念

1900年的东南互保，实际上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次大规模“预演”。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种迅速响应的机制与心态，在十一年前的庚子岁月中便已埋下了种子。东南互保打破了“君命大如天”的传统枷锁，让士绅阶层和地方实力派看到了“自理”的可能。

东南互保是晚清政局的一场惊天豪赌。它以违背皇命为代价，守住了中国近代化的半壁江山；它以牺牲中央权威为代价，避免了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的深渊。它是清帝国走向灭亡的丧钟，也是现代中国地方意识觉醒、政治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