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丈原的秋风吹过蜀军连营，病榻上的诸葛亮最后一次摊开军事地图，那上面荆州与益州之间相隔的不仅是千里山川，更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战略裂痕。

《隆中对》中那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曾是多么宏伟的战略蓝图。然而当这一蓝图付诸实施时，地理上的分离最终演变成了兵力的分散，注定了这一战略难以完全实现。

毛泽东在评点这段历史时曾敏锐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一评价直指诸葛亮战略布局的核心问题。

01 隆中对的愿景与现实困境

建安十二年，诸葛亮在隆中草庐向刘备提出著名的《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以其前瞻性被后世称道。规划中明确提出“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同时占据荆州和益州，形成两路出击中原的态势。

这一构想基于一个基本判断：荆州和益州在地理上相互呼应，可以形成钳形攻势。从地图上看，确实如此。益州军队出秦川，荆州军队向宛洛，两路并进可使曹魏首尾不能相顾。

然而现实往往比地图复杂。当刘备集团真正“跨有荆益”后，才发现两地相隔不止千里，中间横亘着大巴山脉和长江三峡等天险。军队调动、信息传递、物资补给都面临巨大困难。

更为棘手的是，荆州地处三国交界，是曹魏、孙吴都虎视眈眈的战略要地。《三国志》形容其“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样一个四战之地，需要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反而成了战略负担。

02 关键节点上的用人失误

战略的失误往往在执行层面被放大，而用人不当则可能直接导致战略崩溃。诸葛亮在关键岗位上的两次用人选择，至今仍被广泛讨论。

关羽守荆州的选择，被认为是诸葛亮用人上的一大失误。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 关羽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但“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

这种性格缺陷在荆州这个需要高度外交手腕的地方是致命的。荆州不仅需要军事防守，更需要灵活的外交策略维持与东吴的联盟。关羽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最终导致“大意失荆州”的悲剧，彻底破坏了《隆中对》的战略基础。

马谡守街亭的决策，则是另一个经典教训。刘备生前曾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因马谡曾提出“攻心为上”平定南中的策略而对他器重有加。

街亭之战，马谡违背诸葛亮“当道下寨”的明确指令，执意上山扎营，结果被张郃断绝水道，导致惨败。毛宗岗对此评价道：“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此败直接导致诸葛亮精心准备的首次北伐功亏一篑。

03 军政全揽与人才培养的失衡

除了战略和用人问题，诸葛亮施政方式本身也埋下了隐患。“事必躬亲”的工作风格虽然体现了他的责任感，却在客观上阻碍了蜀汉后续人才的成长。

诸葛亮晚年的工作状态令人惊叹又忧虑：“罚二十以上皆自省览”。这意味着连军中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他都要亲自过问。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确实保证了政策执行的精确性，却也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方面，诸葛亮本人“夙夜忧叹”，身心俱疲，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另一方面，下属缺乏独立锻炼的机会，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人才断层局面。

当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出现了明显的人才危机。蒋琬、费祎、董允等后继者虽有一定才干，但无论在威望还是能力上都难以与诸葛亮相比。姜维继承北伐遗志，却已无法挽回国势日衰的局面。

04 不可忽视的客观限制

在分析诸葛亮失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客观条件。蜀汉与曹魏的国力差距是任何个人才智都难以完全弥补的。

从基本数据看，蜀汉灭亡时人口不足百万，而曹魏控制区人口超过四百万。这种悬殊的人口差距直接转化为兵源和资源的巨大差异。陈寿在《三国志》中分析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提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

诸葛亮北伐时，每次能够动员的兵力不过数万，而曹魏仅在关中地区就能部署十几万大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战术胜利，也难以转化为战略突破。

此外，曹魏方面的人才储备也远超蜀汉。诸葛亮北伐遭遇的对手如司马懿、张郃、曹真、郭淮等，都是当时一流的军事人才。特别是司马懿，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充分利用曹魏的国力优势，使诸葛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五丈原的秋风中，诸葛亮最终没能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抱负。他死后三十年，蜀汉灭亡。成都武侯祠前的香火却延续了千年，那袅袅青烟里，有对智慧的崇敬，对忠诚的礼赞，也有对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影的永恒怀念。

战略的得失、用人的对错、方法的优劣，都可以在故纸堆里反复辩论。但有一个事实无法改变：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去践行一个承诺，这份精神本身已经超越了成败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