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较量像是一场拉锯战，过去几十年，美国自认为是老大，不将中国看在眼里，叫嚣着要和中国开战。
持续放着狠话，可结果呢，却在好几个关键地方看走了眼。
其实不是美国衰落了，而是他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误判了中国。
从“技术追随者”到“创新引领者”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误判，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战略界普遍将中国视为“技术模仿者”和“应用层面追随者”。
认为中国缺乏原始创新能力，这种认知导致美国在科技竞争策略上出现严重偏差。
不得不说，美国低估了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突破的决心与能力。
以5G技术为例，当华为在2009年启动5G研究时，美国主流观点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企业的又一次跟进行为。
然而十年后，华为已成为全球5G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拥有最多5G必要专利。
这一突破完全出乎美国预料，导致其后期采取了一系列仓促的遏制措施。
从制裁华为到游说盟友排除中国设备，反而暴露了美国的战略焦虑。
再者美国传统上认为创新只能诞生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教育体系。
然而中国的创新模式结合了国家战略引导、大规模研发投入和市场应用能力，形成了独特优势。
最典型的例证是太空科技竞争，当中国在2003年完成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时，美国舆论多认为这不过是重复美国40年前的成就。
然而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推进，从北斗导航系统全面建成。
到嫦娥探月工程，再到天宫空间站，中国航天已形成独立而完整的技术体系。
美国曾通过“沃尔夫条款”禁止中美航天合作，认为这样可以限制中国航天发展，结果反而促使中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也就是说美国对华科技领域的误判根源在于，过度自信于自身创新模式的唯一优越性，未能客观评估中国体制的适应性与学习能力。
这种误判导致美国在科技竞争中时常陷入被动反应而非主动布局的状态。
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适应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预测中国经济将遵循西方发展模式并最终趋同于西方体制。
当中国发展路径与预期不符时，美国分析人士又屡屡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这种思维定势导致美国多次误判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与发展趋势。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其战略假设是增加关税将迫使中国做出巨大让步，甚至“改变中国经济行为”。
然而之后几年多的贸易战证明，中国经济展现出超强的韧性与适应能力。
中国完善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形成的综合优势难以被简单替代。
长期以来，美国将中国经济简化为“出口导向型”模式，认为只要外部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内需市场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事实。
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这种规模的市场本身就是巨大的战略资源。
在“双循环”战略下，内需市场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使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显著增强。
美国对华经济的误判源于其分析框架的局限性——试图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模型解读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
而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治理的特殊效能，这种误判导致美国在经济领域对华施压的效果远低于预期。
误读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将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接受西方价值观。
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会挑战现有秩序并试图建立全新国际体系。
事实证明，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未能准确捕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行为与战略意图。
一方面，美国误判了中国对待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美国认为中国只是现有秩序的“搭便车者”，一旦强大就会推翻这一秩序。
然而中国的实际行为表明，我们并非要全盘推翻现有体系，而是寻求在维护核心框架的同时逐步改革其不合理之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与运作就是最佳例证：中国没有尝试取代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创建了一个互补性机构。
填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且其治理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现有体系的合理成分。
另一方面，美国误读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
美国官方多次将“一带一路”定性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工具，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一带一路”以其务实导向填补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空白，这是其获得超过140个国家响应的根本原因。
美国对中国全球治理角色的误判，根源在于太过极端——将国家视为要么是现状维护者，要么是修正主义者。
结语美国对中国的系统性误判已造成诸多政策失误，而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缩小，这种误判的代价正变得越来越高。
原因就是美国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一是简单套用，将美苏冷战的模板直接应用于中美关系。
忽视了中国与苏联的根本差异以及21世纪全球化的新语境。
二是意识形态滤镜过重，难以客观看待中国政治体制的韧性与效能。
三是过度自信于自身发展模式的普适性，无法充分理解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适应性。
对中国而言，清晰认识美国的误判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应避免因美国对华误判而反过来误判美国。
特别是不能轻信“美国衰落论”而低估美国的自我调整能力。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增进相互认知，减少误解误判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
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简单化的叙事，正视彼此的复杂性与动态发展。
唯有摒弃陈旧思维框架，建立基于现实而非想象的双边认知，才能找到在竞争中管控分歧、在分歧中寻求合作的新型共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