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小时候肯定都看过《地道战》这部超经典的抗战电影，里面有句台词让人印象老深刻了：“出动了一百多鬼子，两百多伪军。”
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透露出抗战时期一个残酷的现实 —— 伪军的数量多得超乎咱们想象。
抗战刚开始，1938 年的时候，伪军数量就已经达到 78 万（这里面还包括伪满洲国军）。这数字，好家伙，都能算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了。而且随着战争继续，局势越来越严峻。
1940 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搞了个伪中华民国政府，这事儿就跟推倒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下子把伪军总数干到了 145 万，都超过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正规军的总兵力了。
等到抗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中国关内伪军数量更是夸张，达到 110 万人，关外还有 30 多万伪满洲国军。在二战历史上，中国伪军这数量那可是 “名列前茅”，这真的是一段让咱心里沉甸甸、满是耻辱的历史。这么庞大的伪军群体，到底是咋冒出来的呢？他们又为啥心甘情愿背叛自己的祖国，给侵略者当打手呢？
日军 “以华制华” 的阴毒策略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匮乏是其先天的短板。石油、钢铁、橡胶等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都高度依赖进口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很快就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沼，这对其资源储备和后勤保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就如同当年的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军火主要依赖进口，初期凭借法制飞鱼导弹给英国造成了一定威胁，但随着空军和弹药的消耗，后续无力支撑，最终只能投降。日本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兵力高达 100 万以上，这已经逼近了本国后勤保障的极限。在这 100 多万人中，大部分兵力被用于正面战场与国军对抗，武汉会战就投入了 35 万兵力。如此一来，用于控制日占区的兵力就捉襟见肘。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约 2 亿，但他们的实际控制范围非常有限，基本只能控制城市、县城和较大的乡镇，广大的农村地区则难以顾及。在抗战初期，华北很多偏远农村的老百姓甚至都没有见过日本人。美国记者曾回忆，他从沦陷区的北平骑自行车去郊外游玩，出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国军的游击队。而在经济搜刮方面，日军的手段虽然残忍，但效率却很低。他们每到一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导致中国人纷纷逃离。东史郎在回忆录中提到，抗战初期日军物资紧张，常常在农民逃走后的村子里搜刮，有时能找到一些粮食，有时则一无所获，甚至只能挖未成熟的农作物充饥。此外，日军在中国作战，严重缺乏人力劳动力。他们需要大量人力来修建工事、基地、飞机场、码头、仓库等，还需要人帮忙搬运物资。每个日本兵一般都会强迫一个中国人为他们背包、挑担，小队和中队还会强迫大量中国劳工搬运军事物资 。
但由于日军的残暴，老百姓大都逃散，即使被强迫来的劳工也会找机会逃走。另外，中日文化和民族性的差异，也让日军的统治面临诸多问题。日军在中国各地设置岗哨，要求来往中国人向哨兵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这种行为在中国被视为极大的侮辱，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的不满和仇恨。综合这些因素，日本人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伪政权，以实现 “以华制华” 的策略。这个伪政权要能帮助日军对付敌后武装，提供经济物资和战略物资，补充人力资源，同时还能在国际上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披上一层 “合法” 的外衣，消除所谓日军侵略中国、殖民中国的指责。社会土壤滋生的汉奸温床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独裁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由此衍生出的官场社会对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官场成为了权力的核心舞台，权力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 。官员们为了追求权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道德、荣誉、廉耻在权力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明朝的严嵩，为了权力和财富，大肆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打压异己 。他的儿子严世蕃更是嚣张跋扈，卖官鬻爵，无恶不作。在他们眼中，权力就是一切，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不惜损害国家利益，鱼肉百姓。这种对权力的极度崇拜和不择手段的追求，使得官场成为了一个黑暗、肮脏的地方。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员们只知道迎合上级，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民族大义在他们心中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中国官场社会中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使得官员们的行为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官员们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靠外敌，这就为汉奸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历史上，每逢外族入侵，总有一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选择背叛国家，成为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洪承畴投降清朝，他们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诸脑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许多官员为了权力和财富，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为了可耻的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妄图在日本的扶持下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他的行为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他自己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老百姓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被统治者所禁锢，逐渐变得麻木不仁，缺乏反抗精神。在他们看来，谁统治他们并不重要，只要能够活下去就行。这种思想使得老百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时，往往选择了妥协和屈服，成为了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许多老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不得不选择与侵略者合作，为他们提供物资和劳动力，甚至加入伪军，成为了侵略者的帮凶。在一些沦陷区，日军强迫老百姓为他们修建工事、运送物资，老百姓虽然心中不满，但却不敢反抗。还有一些老百姓为了换取一点生存的机会，主动为日军提供情报，帮助他们抓捕抗日志士。这些行为虽然是出于无奈，但也反映了老百姓在长期的奴役下，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意识。四类伪军，各怀鬼胎在抗日战争时期，伪军的组成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他们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走上了这条背叛祖国的道路。第一类是为了追求权力、野心和金钱，主动投靠日寇的汉奸。这类汉奸中，既有像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李士群这样的大汉奸，也有胡兰成、孙铭九等小汉奸。汪精卫，早年曾是革命志士，参与过反清斗争，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被权力和野心蒙蔽了双眼，叛国投敌，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妄图在日本的扶持下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成为了头号大汉奸。
李士群原本在中统任职，但他自认为才能不比戴笠差，却只能做一个走卒，为了寻找更大的舞台，他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务组织的领袖 。这些大汉奸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小汉奸们则多是为了金钱，换取更好的生活待遇。他们或许并不缺钱，但为了捞取更多的好处，甘愿成为侵略者的帮凶。第二类是为了混口饭吃、迫于生计而加入伪军的人。在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官员在政权更迭中失去了权力和地位，他们除了做官，几乎没有其他生存技能，一旦失去官职，便陷入了困境。
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员，在政权倒台后，生活陷入贫困，为了生计，他们选择投靠日本人，成为了伪军。还有一些治安军伪军，原本是军阀部队的士兵，在部队被打散后，他们既不会种田，也不会做工，为了生存，只能靠当兵混饭吃 。对他们来说，加入伪军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放弃尊严和底线。不过说起来，其中也不乏一些比较有气节的，比如玉帅吴佩孚一度被认为是继袁世凯之后，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他在面对日本诱惑时，就坚决抵制。为此，也有传闻吴佩孚之死，是日本人背后下的毒手。
第三类是被俘被捕、迫于日军压力而成为伪军的人。在战争中，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和士兵，在被日军包围、俘虏后，出于求生的本能，选择了投降。庞炳勋被日军包围在山洞里，部队被打散，自己也受了伤，在这种绝境下，他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投降日军 。还有一些老百姓，被日本人强迫当兵，如果不服从，就会面临坐牢甚至杀头的威胁。这些人虽然成为了伪军，但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反正，回到抗日的队伍中。在 1943 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大量伪军选择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第四类是真心相信 “大东亚共荣”、相信日本是中国救星、相信 “曲线救国” 的人。这类人数量最少，主要是一些愚昧无知的没文化人和书呆子。
在抗战中后期，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淫掠已经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然而，仍有一些人被日本的宣传所迷惑，相信日本的谎言。他们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为了帮助中国建立 “王道乐土”，实现 “大东亚共荣”，这种荒谬的想法让他们成为了侵略者的帮凶 。
在《平原游击队》中，老鬼子松井对中国老头子说：“日本人来中国，是帮助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 老头子讽刺地回应：“是啊，皇军好，皇军不抢粮食也不杀人！” 这一对话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虚伪和这些人的愚昧。
六大伪政权，群魔乱舞逐渐不问政事，每日深居简出，对朝堂上的诸多事务皆选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由日本人直接管理，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内，一众日本官员高高在上，制定各种严苛法规，对台湾民众肆意欺压。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在土地方面，大量肥沃土地被日本殖民者以各种无理借口强占，无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只能被迫沦为廉价劳动力。经济上，日本大肆掠夺台湾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珍贵的矿产、优质的农产品等源源不断运往日本本土，导致台湾本地经济凋敝，民众生活愈发艰难。文化上，日本推行文化压制政策，强制台湾人民学习日语，禁止使用本土方言，破坏台湾的传统庙宇等文化建筑，试图从根本上磨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下，学校里充斥着对日本的美化和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学生们被迫接受扭曲的价值观，一代台湾青年的成长被深深毒害而这一点危害之甚，至今余毒未清。但相信总有一天，台湾终将回归祖国人民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