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就一定是知识分子吗？

不一定。

拥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只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之一。

除此以外，知识分子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一切与公共利害相关之事，尽管这些事并不一定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

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这与我国古代的“士”接近，士志于“道”，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并且也是超越自身利益之上的，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愈能显出其力量。

简单点说，就是不平则鸣，即使与自己无关，也不怕可能招致危及自身的后果。

民国报人薛大可，创办《亚细亚报》，为袁世凯称帝鼓吹。

他在上书袁世凯时，自称“记者臣某”，一时传为笑谈。

张伯驹有诗“记者称臣古未传”。

同期还有同属新闻界的名人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

其中的乌泽声，在民初有六、七年之久都是坐马车的，那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配置”。

他有个特点，一切随“时势”而变，只要保住“马车”就行。

袁世凯称帝，这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受邀参加，被“赐”围缸喝酒（和潍坊的“朝天锅”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向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

其中汪健斋四呼万岁，出宫后被另外二人骂“有失礼仪”。

这四位，尽管相当有知识，但不能算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身处最需要为不平而“鸣”的新闻界，却时时惦记着自己的“马车”。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不像西方国家，认为基本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一般人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普遍认为（也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价值的维护，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责任。

这也说明，自从清末废止科举，虽然士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存在消失了。

但士以天下为己任、主动维护“道统”的精神，一直或深或浅地缠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

当然，上面所讨论的古代的士或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作为一个理想典型的存在。

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能达到这个标准，但理想高标不同于道德高标，道德高标容易流于“伪”。

理想高标则是树立了一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杆，起到一个鞭策和警示的作用。

我们也没必要要求知识分子清高到一种没有社会属性的地步，只要眼里有光，胸中有理想，心里有底线。

不助恶，不沉默。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说一点，就说一点；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一样可以成就普通人的气节，平凡人的伟大。

有人曾论证，“分子”这个词，有淡化和消解人的个体性及独立性的倾向，称“知识人”更合适。

换个问法，有知识就一定是人吗？

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