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京的州桥夜市，灯火如昼，人声鼎沸。穿过熙攘的商贩摊位，一座竹棚内传出醒木击案的清脆声响：“列位看官，今日且说那汴河岸边，崔宁与秀秀如何冲破生死劫……”棚外驻足者愈聚愈多，有摇扇的文士，挎篮的妇人，甚至赤脚的脚夫。这便是宋代“说话人”的日常——在瓦舍勾栏的舞台上，他们用唇舌编织的传奇，成了市井百姓的精神盛宴。
宋代城市的繁荣为“说话”艺术提供了土壤。随着宵禁制度的松弛与坊市界限的打破，汴京、临安等大都市涌现出数十座“瓦舍”，每座瓦舍内又有若干“勾栏”，如同现代剧院般分设杂剧、说书、傀儡戏等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仅临安一处便有勾栏十三座，最大者可容数千人。这种集商业与娱乐于一体的空间，成为市民文化的孵化器。茶坊酒肆亦不甘示弱，常在厅堂设“专席”邀说书人驻场，甚至衍生出“点戏”服务——客人付钱指定书目，说书人即兴开讲。
二、从“善书”到“银字儿”：话本的类型密码在勾栏的喧嚣中，“说话”艺术悄然分化出四大流派：
“小说”（银字儿）：以短篇市井传奇为主，题材囊括胭脂情缘（《碾玉观音》）、灵怪奇谈（《西山一窟鬼》）、公案谜团（《错斩崔宁》）。这类故事贴近生活，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酒楼邂逅的痴情男女，让市井听众感同身受。
“讲史”：演说历代兴亡，从《五代史平话》到《大宋宣和遗事》，既有正史框架，又杂糅野史轶闻。说书人常以“话说赵宋某年”开篇，虚实相生间暗藏讽喻。
“说经”：演绎佛道经典，《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将玄奘取经故事注入神魔色彩，每段结尾必附佛偈诗篇，既教化众生又满足猎奇心理。
“合生”：即兴发挥的滑稽段子，类似现代脱口秀，以双关谐音逗乐观众，虽少文字留存，却在勾栏中收获最热烈的笑声。
这些分类并非泾渭分明。精明的说书人深谙“流量密码”，常在讲史中穿插才子佳人，在灵怪故事里埋藏世情冷暖。如《碾玉观音》表面是璩秀秀与崔宁的人鬼恋，实则揭露王府奴婢的悲惨命运；《错斩崔宁》借冤案讽喻司法腐败，让听众在唏嘘中反思现实。
三、醒木与折扇：说书人的“爆款制造术”优秀“说话人”的养成，堪比现代网红孵化。他们需掌握三大核心技能：
“舌灿莲花”的语言艺术：既要通晓文言典故取悦文人，又能操市井俚语打动贩夫。南宋《醉翁谈录》记载，顶尖说书人须精通“春浓处言情，月黑处讲鬼，刀光处演侠”，声调随情节起伏，时而如金戈铁马，时而似泣血杜鹃。
“形神兼备”的表演张力：说至《杨令公撞碑殉国》，须怒目圆睁，挥袖如挥刀；讲到《李翠莲快嘴遭休》，则蹙眉撇嘴，活现泼辣新娘。更需借助醒木、折扇、响板等道具，以击案声模拟惊堂鼓，展扇化剑营造打斗场面。
“草蛇灰线”的叙事谋略：每场表演以“入话”（定场诗）预热，用“头回”（小故事）铺垫情绪，关键时刻戛然而止，甩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钩子，吊足听众胃口。南宋笔记记载，临安某说书人讲《三国》至“关羽单刀赴会”时突然收场，次日勾栏外竟排起长队。
这些技艺的习得多靠师徒口传心授。落第书生、退役乐工、寺院俗讲僧构成说书人主要来源，他们游走城乡，将话本改编为方言版本。如陕北艺人韩起祥，擅将佛经故事融入本土传说，在西北乡村收获大批拥趸。
四、墨香与市声：话本的双重生命勾栏中的口头表演催生了文字化的话本。书商雇佣“书会先生”将现场记录整理成册，刊印售卖。这些文本呈现两种形态：
简本：仅列故事梗概，供艺人备忘，如《清平山堂话本》中某些篇目仅千余字。
繁本：详录对白细节，添加诗词评点，成为独立读物。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书铺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末特意标注印刷铺号，可见商业化运作已趋成熟。
话本语言融合文白，既有“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的俗谚，也不乏“星斗无光，芙蕖愁露”的雅致描写。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使其受众从市井扩展到文人阶层。苏轼、陆游等皆爱收藏话本，后者更在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五、千年回响：话本的文化遗产宋代话本的基因深深植入后世文学：
体制创新：章回小说“楔子+正文”结构、《水浒传》的“说书人口吻”，皆承袭话本传统。《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等经典场景，早在《全相平话五种》已具雏形。
题材开拓：《碾玉观音》的人鬼恋启发了《牡丹亭》，《错斩崔宁》的冤案模式在《十五贯》中重现。冯梦龙直言“宋元话本，乃小说家之祖”。
文化渗透：话本中“因果报应”“忠义节烈”的观念通过戏曲、评弹扩散，塑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认知。直至今日，苏州评弹艺人仍尊柳敬亭为祖师，醒木一响，犹见宋时风韵。
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畔的说书摊，仿佛能穿越时空，听见那穿越千年的醒木声。宋代说书人或许不曾想到，他们为谋生锤炼的技艺，竟在勾栏瓦舍间凿开了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秘道。从街头“初代网红”到文学史丰碑，话本的故事印证着一个真理：最鲜活的文化，永远生长在人间烟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