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识

1986年秋天我进大学读书时，有两本书在校园风靡。一本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本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当时，尼采被认为是属于青年人的，用周国平的话，青年“不只是指年龄，更是指品格”。而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则被视为制约向前发展的负担，柏杨甚至称之为“酱缸文化”。

当年我们也曾认为，传统文化更多地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如同黑格尔所断言的，“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的实践，沧海桑田的变化，使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识，成为必然。

与黑格尔的断言相反，今天一些德国学者如齐柏林大学教授宁洲明（Matthias Niedenfuehr）认为，“我们将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建设新的商业文明”。他提出，以“修身”为本的儒家，崇尚“无为”的道家，倚重制度奖惩、追求效率的法家，出奇制胜的孙子兵法，对当代领导力都有启示。

我也经常在思考经济背后的文化问题。如果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了近代欧美经济发展的心理驱动力，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解释了日本人的性格，那么，有哪些文化因素在默默支撑着中国人、中国企业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

我想到的有：近代挨打后举国的屈辱、奋争与追赶意识；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远古神话传说开始，绵延不息的奋斗精神；成己达人、和衷共济、众志成城的集体观念；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与儒释道兼容的自我调适能力；以及在科举等社会选拔制度下，“十年寒窗苦，一朝翰墨香”的读书人信仰，等等。

这些文化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提振了对文化的自信。几十年前还被弃如敝屣的传统文化，如今却让人有太阳永照的感觉。

从国学热、非遗热、汉服热、文博热，到大量文娱作品、商品、服务中广泛运用中国元素，以及许多强调历史文化关联的文商旅项目的兴起，文化自信的表达，正越来越多。

价值的再生

中国有漫长的农耕文明历史，其在今天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村落。

截至2023年，经认定的“中国传统村落”有815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487个。这些地方，大都处于乡村振兴与文化振兴的结合点上。

我去过不少村镇，也看过不少乡村振兴、文化振兴项目。有扶贫切入的，有文旅切入的，有特色产业切入的，有古村落活化切入的，但总体看并不容易。乡村里的年轻人还在流出，城里人来个一次两次、在民宿住上一天两天，就很难再来了。不像上海迪士尼乐园，我身边有些朋友办了年卡，一年都会去若干次。

我绝对无意说乡村振兴要按照迪士尼乐园的标准，但确实觉得，如果乡村的文化振兴只是翻新几处祠堂，修缮一些古风建筑，保留一些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样式，那吸引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迪士尼化”并非褒义词，因为它往往指向那种集锦式、主题乐园式的开发行为。但迪士尼乐园的成功依然富有启示，那就是要有独特的建筑标识、精彩的IP内容、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复合的业态，等等。

迪士尼的很多故事和建筑原型来自世界各国，但被其整合、点亮和再创造，绽放出极高价值。为什么它能做到？Idea matters，它有创意。比如迪士尼乐园，定位是“游客们远离尘嚣、共度美好时光的绝佳去处”，理念是“启迪儿童和家庭，为他们带来能量和活力”。这都是普世、打动人心的创意。

创意形成后，再调动各种工具、手段、技术，进行高标准、极致化的表达。

由此来看乡村振兴和文化振兴，既要立足于乡村、文化的原态，又不能简单复古，必须要有“源于此，又超越于此”的创造性。这应该是一种再生，既包括空间和肌理，也包括精神和文化。

要言之，振兴的核心，在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体验，在创造出绝佳的再生体验。这种体验深植在本地文化的长河中，又能别开生面。

4月18、19日，我在广州花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