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黄克诚也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的一天早上，20多个红卫兵冲进了黄克诚的家里，黄克诚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红卫兵的头头怒气冲冲地说：“要你黄克诚跟我们回北京！”

黄克诚听后大怒：“你们不讲道理不行。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讲理，是什么人？”

红卫兵没料到黄克诚有这么大的嗓门，便一声压过一声地同他吵了起来，他们的争吵声惊动了大院里的许多人。黄克诚心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他这才对红卫兵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黄克诚被揪走时，神态从容镇静，后来他还为此事赋诗一首：

抓走不过杀管关，人生一世也平常。

反躬自身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

第二天，红卫兵们就把黄克诚带到了北京，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

黄克诚被监禁以后，专案组的人给他扣上了一顶“假党员”的帽子，黄克诚听后大怒：“有谁在大革命失败后冒充党员的？有谁冒充党员出生入死的？有谁冒充党员招致杀身之祸的？”

尽管专案组回答不了黄克诚的问题，但他们宁“左”勿“右”，坚信黄克诚是“假党员”，并决定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他承认。专案组的人一会儿殴打黄克诚，一会儿让他“坐飞机”，把他的胳膊高高提起，一会儿又猛压他的手腕和关节，让他仰面朝天，双脚提起……

黄克诚晚年

黄克诚实在忍受不了了，他挣脱一只手，一把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地向自己头部砸去，直至砸得头上鲜血直流，继而休克。黄克诚不愿受辱，他使用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权力：以死抗争。这一举动是专案组人员没有料到的，他们连忙请医生为黄克诚包扎伤口，并把他送到监房休息。

黄克诚第二天晚上才醒来，几天水米不进，又遭受身心的摧残，使他难以动弹。黄克诚感到这样下去非被整死不可，他决定给中央写信。黄克诚考虑到毛泽东很忙，便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林副统帅：

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

黄克诚写字

这封信寄出去后，黄克诚的境遇有所好转，专案组的人不再打他了，而是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段时间里，黄克诚抓紧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撰写了10余万字的自传材料。黄克诚在晚年时颇为自得地说：“若不是被关押了8年之久，哪里会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写自传？”

林彪身亡后，专案组又让黄克诚揭发林彪，但他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采纳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1984年2月，黄克诚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组人员谈话时，对如何评价林彪，他坚持了自己在“运动”时的基本看法。黄克诚说：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右一）

1975年，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见邓小平复出后，很多军队干部都得到了解放，她也向邓小平递交了一份要求解放黄克诚的报告。

这年夏天，专案组的组长对黄克诚说：“我现在代表上级向你宣布，中央决定解除你的监护。监护解除了，也有了结论，你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为人民戴罪立功。中央仍决定让你回山西当副省长。你可以走了。”就这样，黄克诚坐了近9年时间的牢，终于被不明不白地放出来了。

直到1980年6月，中央才为黄克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