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世间诸事中最奇妙的事情之一。

有的人，喜欢人际关系简单，有的人则喜欢越弄越复杂。

不过，大多数时候，人际关系的变化，不一定以我们意愿为转移，它，不知不觉就变化了，令人们措手不及，无可奈何。

晚清名臣左宗棠，一生光明磊落，虽树敌无数，但很少私敌，怼人无数，但少有亏欠之处。

然而，有两人，早年与左堪称莫逆，后来几乎反目，虽背景复杂，但主要的责任在左宗棠本人，也是其一生交谊中少有的难以令自己心安处。

其一人为曾国藩。

曾氏在左某人一生事业由沉潜而至飞腾的转捩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熟悉晚清史事的几乎人尽皆知，这里无需多述。

曾、左等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湘军内部对于时局走向，有着不同期待。

湘军大将、时任安徽巡抚的彭玉麟，写来密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无意乎？”

左宗棠也悄咪咪地对曾国藩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改一字回复左宗棠：“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或许确定曾国藩心意的那一刻，左宗棠就知道，自己不得不与曾国藩及原湘军集团“反目”了。

左宗棠的“改变”，曾国藩也是深悉，并有意配合，两人唱双簧，及至曾国藩去世。

这一做法，虽“安抚”了朝廷，却令左某人颇感有愧于曾公，于是，在曾国藩辞世之际，左宗棠手书挽联，表露心曲：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另一人，与左宗棠关系更复杂，也就是左氏的知交兼姻亲郭嵩焘。

郭嵩焘对左宗棠，曾有救命之恩。

左宗棠在做师爷时与永州镇总兵樊燮冲突，官司打到御前，咸丰下旨逮捕左氏，还密令湖广总督官文“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所幸郭嵩焘奔走相救，那句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潘祖荫奏折），亦实际上出于其手。

最终，左氏得脱血光之灾，直到晚年还要感慨：“郭筠仙（郭嵩焘字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然而，由于禀性和做事风格的差异，似乎注定了后来两人的疏离。

186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闽、浙、粤三省军务。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因办事温和，未能符左宗棠之意，被其一连四疏参劾，最终丢掉了巡抚之职，两人关系也因之降至冰点。

1881年10月，年已七十三岁的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他顺道回乡，特意到长沙看望郭嵩焘。

古稀之年的左公清晨即起，衣冠齐全，来到郭嵩焘家叩门拜访，郭开始不愿相见，左宗棠却执意不走，僵持许久，郭只好开门迎客。

后人笔记记载：“文襄（左宗棠谥号）顿首，称老哥，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谢。筠仙（郭嵩焘）为留一饭而别，竟不答拜。”

1885年9月，左宗棠去世，郭嵩焘撰一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心有所怨，似乎至死不谅。

后经人劝说，郭嵩焘送出挽联改为：“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生死五十年。”让这一段恩怨有了一个更具历史深度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