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华字典》，一句“孩子小，成了累赘”，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愤懑指责，有人理性辩护，商务印书馆则回应这仅是“客观反映社会现象”。

作为一位以文字为生的写作者，我觉得，字典收录了这样一句看似平常却又刺眼的例句，引发大家的争议，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代社会对语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深层焦虑。

语言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符号系统，而是承载着特定文化价值观的活体。《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以来，已修订至第12版，印行超过6亿册，堪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库”。它记录着汉语的变迁，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几代人的思维方式。

当“孩子小，成了累赘”这样的例句被收录，无论编纂者如何强调其“客观性”，都无法否认它在无形中为某种观念提供了合法性背书。语言学家韩礼德曾说：“每一次语言选择都是一次意识形态选择。”

所以，字典编纂看似中立，实则暗含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哪些词该收，哪些例句能用，其实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集体意识。

“孩子是累赘”这样的表述之所以刺痛人心，是因为它触碰了当代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生育焦虑与代际关系。

在佛山这座制造业重镇，我亲眼目睹无数年轻父母在事业与育儿间艰难平衡。高昂的教育成本、稀缺的陪伴时间、沉重的职场压力，确实让一些人在疲惫不堪时会感叹“孩子成了负担”。

但将这种私人情绪上升为字典中的范例，是把个体的无力感转化为社会共识。

而且，这种表述可能会强化“生育是个人选择而非社会责任”的观念，进一步加剧少子化趋势。

由此可见，当字典这样的权威文本都暗示养育孩子是一种“累赘”，我们又如何期待社会能够形成健康的生育文化？

面对争议，商务印书馆表示“只是客观反映社会现象”，这种辩解其实是暴露了文化传播者的责任缺失。字典不同于学术论文，它的读者包括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中小学生。一个例句的选择，有可能影响到孩子对家庭价值的认知。

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不能以“客观记录”为由推卸价值引导的责任。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曾说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场域总是权力关系的投射。”因此，字典编纂者应当意识到自身工作的文化政治意义，在记录语言现象的同时，也要考虑其社会影响。负面例句并非不能收录，但需要更审慎的语境设置和价值平衡。

网络大V胡锡进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新华字典对“累”字的举例确实不妥，建议下一版换一个。但他也表示，扣“公开仇视儿童”的帽子，这种上纲上线的风气不好，不应提倡。

老胡的回答果然八面玲珑，我倒是觉得，我们既不必如胡锡进所言“上纲上线”，也不能简单以“符合辞书标准”为由回避问题。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更加开放、多元的字典编纂机制。可以借鉴国外优秀辞书的经验，在保留必要负面词汇的同时，通过例句对比、用法说明等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视角。例如，“累赘”一词可以同时呈现“老人病重，觉得自己成了累赘”和“虽行动不便，家人从不视他为累赘”两种例句，既记录语言现实，又引导积极价值。

从佛山老城的骑楼到新城的摩天大楼，我在这座城市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故事，孩子从来不应是“累赘”，而是生命的延续、希望的象征。字典作为文化的守门人，理应在记录语言的同时，守护那些支撑我们文明延续的基本价值。

希望下一版《新华字典》修订时，编纂者可以找到更温暖的方式表达养育的艰辛，让这本陪伴中国人七十多年的“无声老师”，继续传递语言之美、人性之善。

更希望，字典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词语“是什么”，更可以教导我们世界“应该怎样”。

（转自心善若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