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重臣张廷玉，在安徽桐城老家病逝，享年八十四岁。这位曾被雍正帝许诺“配享太庙”的一代文臣，晚年虽因君臣猜忌历经风波，却最终得以保全名节、荣归故里，成为雍正朝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张廷玉的一生，承载着清代文臣的极致荣耀与无奈：他出身书香官宦世家，凭借过人学识跻身中枢；辅佐雍正帝推行改革、整顿朝纲，成为皇权最得力的文臣助手；主修典籍、完善制度，为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固耗尽心力；晚年深陷乾隆朝的政治漩涡，虽终获配享太庙的殊荣，却也留下了君臣离心的遗憾。从寒门进士到三朝元老，从权倾一时到归田养老，张廷玉以隐忍、谨慎与才干，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政治中走出了一条迥异于年羹尧、隆科多的道路，也诠释了封建时代文臣“伴君如伴虎”的生存智慧与宿命。解读张廷玉，便是解读清代文臣的最高典范，解读康雍乾盛世背后的制度构建，解读皇权与文臣权力的平衡与博弈。
《清史稿·张廷玉传》记载：“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加太子太保。……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乾隆二十年，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谥文和。”正史的记载彰显了他的功绩与殊荣，却也掩盖不住其晚年的政治风波。张廷玉的崛起，源于自身的学识才干与父亲张英的荫庇，更源于雍正帝对文臣的倚重；他的稳固，在于始终坚守“勤、慎、忍”的为官之道，不结党营私、不恃宠而骄；他的晚年风波，既是乾隆帝集权的必然，也是新旧帝王执政理念的碰撞。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宦海传奇，更深刻反映了清代文臣集团的生存状态与皇权运作的内在逻辑。
一、书香世家：科举入仕与早年积淀
康熙十一年（1672年），张廷玉出生于安徽桐城张氏家族，这是一个以儒学传家、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其父张英是康熙朝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以“六尺巷”的典故闻名后世，为人谦和谨慎、学识渊博，深受康熙帝信任与朝野敬重。在父亲的熏陶下，张廷玉自幼便潜心苦读，精读经史子集，不仅练就了扎实的学识功底，更承袭了父亲谦和隐忍、谨言慎行的处世之道。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九岁的张廷玉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翰林院作为清廷储备人才的核心机构，是文臣晋升的重要跳板。张廷玉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出众的文笔与沉稳的行事风格，很快在翰林院崭露头角，先后担任检讨、编修等职，负责修撰典籍、起草诏令，逐步熟悉了中枢政务的运作流程。在此期间，他多次跟随康熙帝出巡，奉命撰写诗文、记录起居，凭借工整的文笔与得体的言行，赢得了康熙帝的赏识与信任。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张廷玉被授予侍讲学士之职，开始为皇子授课，与后来的雍正帝胤禛有了初步交集。彼时的胤禛尚在潜邸，深知张廷玉的才干与品行，对其颇为赏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张廷玉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式跻身朝廷重臣之列。他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于政务，无论是主持科举考试，还是处理礼部日常事务，都做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展现出卓越的行政才干。康熙晚年，张廷玉凭借多年的积累，已成为中枢机构中不可或缺的文臣骨干，也为他在雍正帝登基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与年羹尧、隆科多凭借兵权或定策之功崛起不同，张廷玉的仕途始终稳步推进，依靠的是实打实的学识与才干。他深知文臣的立身之本在于谨慎与本分，因此始终保持低调内敛，不参与皇子党争，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只专注于本职工作，这种中立沉稳的姿态，让他得以在九子夺嫡的激烈博弈中全身而退，也赢得了康、雍、乾三朝帝王的共同信任。
二、雍正倚重：佐理政务与制度构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即位，张廷玉作为潜邸旧臣与中枢骨干，立即被委以重任。雍正帝深知张廷玉的才干与谨慎，将其视为最得力的文臣助手，不断加官进爵、委以重任。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时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身兼数职，全面参与中枢政务的决策与执行。
雍正帝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离不开张廷玉的辅佐与落实。在吏治整顿方面，张廷玉协助雍正帝清查国库亏空、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机制，有效遏制了贪污腐败之风；在制度构建方面，张廷玉的贡献尤为突出。雍正八年（1730年），为应对西北用兵的紧急事务，雍正帝下令设立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张廷玉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共同主持军机处事务，负责起草诏令、处理军国大事。张廷玉凭借多年的政务经验，为军机处制定了完善的运作规则，明确了军机处的职责、权限与流程，使得军机处成为中枢决策的核心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强化了君主集权。
除了构建军机处制度，张廷玉还主持修撰了多部重要典籍，为清代文化传承与制度梳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担任《清圣祖实录》《明史》《大清会典》等典籍的总裁官，亲自审阅文稿、统筹全局，确保了典籍的编纂质量。其中，《明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编纂历时数十年，张廷玉作为最终定稿者，对其体例、内容进行了精心打磨，使其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大清会典》则系统梳理了清代的各项制度，为清廷的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雍正帝对张廷玉的倚重与信任，堪称清代君臣关系的典范。他不仅多次赏赐张廷玉金银珠宝、田产房屋，还在奏折中称其为“朕之股肱”，对其言听计从。张廷玉也始终以大局为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论政务多么繁杂，都能及时妥善处理，甚至常常熬夜起草诏令、批阅奏章，深得雍正帝的认可。雍正帝晚年，对张廷玉的信任达到顶峰，特意下旨许诺，待张廷玉百年之后，将其配享太庙，成为清代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汉臣。这份殊荣，既是对张廷玉一生功绩的肯定，也将他推向了文臣的极致荣耀。
三、谨守本分：权倾而不专的生存智慧
作为雍正朝权倾一时的文臣，张廷玉却始终坚守本分、谨言慎行，展现出远超年羹尧、隆科多的生存智慧。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也目睹了年羹尧、隆科多因权欲膨胀而身败名裂的悲剧，因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结党营私、不恃宠而骄、不干预皇权核心事务，成为皇权最放心的“工具人”。
在结党营私方面，张廷玉始终保持距离。他身为汉臣领袖，却从不刻意拉拢汉臣形成政治势力，也不与满洲权贵相互勾结，始终以君臣大义为先，只忠于帝王与朝廷。对于前来攀附的官员，他一律婉言拒绝，不授人以柄；对于朝廷任免，他始终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因此虽权倾一时，却从未形成自己的“党羽”，也从未引发帝王的猜忌。这一点，与年羹尧的“年党”、隆科多的“佟党”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他得以善终的关键。
在行事风格方面，张廷玉极为谨慎。他起草诏令时，始终严格遵循帝王的意图，不擅自增减一字一句，确保政令的准确性与权威性；在朝堂之上，他从不轻易发表见解，往往在充分了解帝王意图后再顺势进言，既尽到了臣子的职责，又不冒犯皇权的威严；对于帝王的恩宠，他始终保持谦逊，从不居功自傲，多次上书请求辞官归隐，展现出“功成身退”的姿态。雍正帝曾评价他：“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这份评价，精准概括了张廷玉的行事风格与功绩。
在个人生活方面，张廷玉极为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他虽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始终保持着书香世家的朴素作风，衣着饮食皆不讲究，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务之中。他的这种低调内敛、勤勉节俭的作风，不仅赢得了帝王的信任，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
张廷玉的生存智慧，本质上是封建时代文臣的极致妥协与适应。他放弃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将自己完全融入皇权体系，成为帝王治理国家的“利器”，以牺牲自我意志为代价，换来了仕途的稳固与名节的保全。这种智慧，虽不如年羹尧、隆科多的张扬壮烈，却更符合封建时代文臣的生存逻辑，也让他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政治中得以独善其身。
四、晚年风波：乾隆朝的猜忌与落幕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即位。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雍正帝遗诏指定的辅政大臣，继续受到乾隆帝的重用，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兼管翰林院、国史馆等职，依旧权倾朝野。乾隆帝初期，对张廷玉颇为敬重，凡事皆咨询其意见，延续了雍正帝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然而，随着乾隆帝逐渐稳固统治、树立皇权权威，对张廷玉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乾隆帝年轻气盛、锐意改革，不满于张廷玉等老臣的保守谨慎，更忌惮其三朝元老的声望与影响力。此外，张廷玉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在政务处理上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偶尔会出现疏漏，这也让乾隆帝对其愈发不满。君臣之间的裂痕，逐渐显现。
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因年事已高，再次上书请求辞官归隐。乾隆帝本就对其有所猜忌，认为他“倚老卖老”，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因此驳回了他的请求，君臣关系进一步恶化。次年，张廷玉再次上书请求辞官，并提及雍正帝曾许诺其“配享太庙”之事，希望乾隆帝予以确认。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乾隆帝，认为张廷玉是在“恃宠邀功”，质疑皇权对其殊荣的掌控。乾隆帝虽最终同意了张廷玉的辞官请求，却下旨斥责其“居功自傲”，并一度取消了其配享太庙的资格。
张廷玉归乡后，并未就此安稳度日。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的门生、四川学政朱荃因罪被革职查办，乾隆帝借机牵连张廷玉，认为他“结党营私、包庇门生”，下旨抄没其家产，查抄其书信文稿，试图寻找其结党的罪证。好在张廷玉一生谨言慎行，书信文稿中并无任何越轨之言，家产查抄也未发现贪赃枉法的证据，乾隆帝虽有心惩治，却无实据可依，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但也对张廷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经此风波，张廷玉身心俱疲，终日郁郁寡欢。他一生辅佐三朝帝王，鞠躬尽瘁、恪尽职守，却在晚年遭遇如此猜忌与羞辱，心中充满了委屈与无奈。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在桐城老家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消息传到京城后，乾隆帝念及他三朝辅政的功绩，也遵雍正帝的遗诏，最终恢复了他配享太庙的资格，追谥“文和”，让他得以保全最终的名节。
五、历史评说：文臣典范与时代宿命
张廷玉的一生，是封建时代文臣的完美典范，也是充满无奈与遗憾的一生。作为三朝元老，他辅佐康雍乾三朝帝王，在吏治整顿、制度构建、文化传承等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主持设立的军机处制度，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强化了君主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他主修的多部典籍，为后世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他的为官之道，成为后世文臣效仿的楷模。仅凭这些功绩，张廷玉便足以名垂青史，成为清代文臣的巅峰代表。
张廷玉的成功，在于他精准把握了封建时代文臣的定位，以“勤、慎、忍”为立身之本，不贪权、不结党、不恃宠，将自己完全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下，成为帝王最得力的助手。他的悲剧，在于他终究摆脱不了封建时代文臣的宿命——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始终是皇权的附属品，君臣关系的亲疏远近，全凭帝王的一己之意。晚年的风波，虽最终得以平息，却也暴露了封建皇权的专制与无情，也让他一生的荣耀蒙上了一层阴影。
与年羹尧、隆科多的盛极而衰相比，张廷玉的善终已然是难得的幸运。他用一生的隐忍与谨慎，在皇权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证明了文臣在封建时代的生存之道——唯有放弃个人野心，绝对忠于皇权，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身。这种生存之道，虽充满了妥协与无奈，却也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
历史上对张廷玉的评价，历来以褒扬为主。《清史稿》评价他：“廷玉定规制，诸臣承其遗法，无所改易。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乾隆帝虽晚年对其有所猜忌，但最终也认可了他的功绩，恢复了他的殊荣。后世学者也普遍认为，张廷玉是康雍乾盛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的才干与品行，值得后世敬仰与借鉴。
如今，张廷玉的故事早已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他的为官之道与人生智慧，依然值得后人品读与深思。他是三朝辅政的功臣，是青史留名的文臣典范，也是封建时代皇权与文臣关系的缩影。他的一生，有荣耀与辉煌，也有委屈与遗憾，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清代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