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搞大包干，万里心里虽然是坚定的，但也希望获得邓小平的支持。

为此，万里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前，特意去了安徽的农村进行调研，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

1979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万里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七部法律，还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此外，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任命了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会议期间，万里特意找到邓小平，把安徽省实行责任制，以及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汇报给了邓小平。此外，万里还把来自各方的压力和不同看法，全部告诉了邓小平。

在万里汇报的时候，邓小平听得非常认真，以便从万里的汇报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汇报完后，万里将目光望向邓小平，希望得到他的评价。听了万里的汇报，邓小平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这也是万里担任了安徽省委书记后，邓小平第一次对他在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行坚定的支持。

此时，距离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也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果。

作为邓小平的重要得力干将，在战争时期，万里和邓小平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

1945年6月，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来到冀鲁豫边区，视察工作。

期间，在冀鲁豫边区“首府”河南清丰县单拐村召开的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到了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这也是万里第一见到邓小平。

当时，邓小平的干练，给万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万里回到运西地区向下传达了邓小的讲话，发现效果很好。

后来，万里担任了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任职期间，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成功进行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行动中，万里成功完成了筹粮任务，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此后，万里和邓小平之间逐渐建立了信任和合作关系。

建国后，万里历任了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

1975年，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万里对邓小平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并对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认真贯彻落实，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

1976年4月，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气氛。

之后，邓小平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万里，调到农业大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来到安徽任职后，万里亲自走访了全省各县，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艰难，心里十分难受。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为了解决农村的问题，万里想了许多办法，想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以此来改变安徽农村吃不饱饭的情况。

11月，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省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在完成国家任务外，他们的劳动所得可以拿出去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如果是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就可以责任到人。

1978年2月，关于安徽省委制定的那个文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作了报道。其中，《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对于万里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邓小平给与了肯定。那段时间，为了将安徽省的事情办好，万里和邓小平的合作，也更加紧密了。

当时，作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敢于承担责任，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政策。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

1978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以“托孤”的方式，立下了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把分田到组“秘密”改为了分田到户。

小岗村的这十八个农民，分别为：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和韩国云。

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严金昌说：“小岗村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不给了，粮农贷款也不给了……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我们只能到处去借，硬是度过了难关。”

就像严金昌说的那样，他们这样做的第一年便度过了难关。当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获得了大丰收。

1979年春节期间，小岗村的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了。

对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县委领导表示支持，还为他们的做法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有名的“大包干”。

这十八位农民的做法，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此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打破。

后来，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依然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3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文章，署名为张浩，对包产到组进行了指责，还配发了长篇按语。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安徽省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对此，万里也感到忧心忡忡，对安徽省的干部进行了安慰。他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

不急后，安徽省农委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这篇文章也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

5月，万里来到肥西县山南公社，握着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

听了万里的话，王立恒诚实地说：“是有点怕。”

于是，万里鼓励他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

有了万里的鼓励，王立恒点了点头，坚定了干下去的想法。

6月初，想到即将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万里又马不停蹄地感到凤阳县视察，了解了当地实行“大包干”的情况，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在向万里汇报的时候，县委书记陈庭元引用了当地农民的歌谣，说：“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听了陈庭元的汇报，万里语气坚定地说：“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

不久后，万里便来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万里特意把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得到了邓小平的第一次表态支持。

有了邓小平的支持，万里的工作开展的更有信心了。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进行了视察。

当时，看到小岗村每家每户都粮食满囤，万里的心里非常高兴。在听到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时，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2月，万里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后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那时候，针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安徽再次进行了争论。对此，大家都十分迷茫，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搞下去。

4月，邓小平特意将胡耀邦和万里等人找来谈话，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第二次进行了表态支持。

5月，邓小平第三次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支持，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在这次讲话的时候，邓小平举了安徽的例子，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了肯定，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也为他们撑了腰，壮了胆。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珍贵文物，那十八个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契约，被陈列在了国家博物馆，彰显了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

对于万里这位改革大将，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是立了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