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降下镰刀锤子旗。面对摄像机，戈尔巴乔夫平静地说：“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推进国家的进步与民主。”然而，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并未分享这份“欣慰”：商店货架空空、卢布狂贬、民族冲突此起彼伏，超级大国在69周年诞辰前轰然解体。究竟是“必然崩溃”还是“人为失误”？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表明：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关键决策失误，加速了这座庞然巨厦的倾塌，其中最具毁灭性的，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那一步“自杀棋”。

1985年上台时，苏联经济增长率跌至2%，财政赤字占GDP8%，石油价格下跌使外汇锐减 。戈氏提出“加速战略”，却仍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农轻重比例更加失衡；1986—1987年贸然砍掉40%中央部委和60万公务员，造成“管理真空” 。

“反酗酒运动”试图以行政命令改变生活习惯，三年损失670亿卢布税收，私酿酒泛滥，政府威信受损 。

经济改革没有配套市场机制，却提前放开价格信号，导致黑市横行、通货膨胀，1990年GDP骤降17%，工业产值跌20%，为政治动荡埋下定时炸弹 。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计划实行总统制、多党制。1990年3月，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被正式删除——苏共“政治制度核心”地位被取消，多党竞争合法化 。

结果：

1. 政治多元化闸门打开，20个月内出现900多个政党，其中大多数以“反共、民族独立”为纲领；

2. 苏共基层组织瘫痪，1990—1991年党员流失400万，占总数1/5，地方书记失去干部任免权，被边缘化为“会议召集人” ；

3. 反对派与西方资金、媒体联动，议会讲坛成为抨击社会主义的秀场，戈尔巴乔夫却视之为“民主化成果”，拒绝制止 。

一句话：苏联不是被外部攻破，而是最高层自己解散了“政治骨架”。

宪改后，各加盟共和国选举与党权脱钩，民族主义迅速升温：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戈氏下令经济制裁却拒用武力，最终默认事实；

1991年1月，内务部空降部队进驻维尔纽斯电视塔，但戈尔巴乔夫在内外压力下收回成命，苏军士气重挫 ；

1991年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相继通过“主权宣言”，联盟条约谈判把苏联改为“松散的邦联”。

多民族国家失去统一政党纽带，中央又不敢动用强制手段，只能眼睁睁看着15个共和国依次“溜号”。

戈尔巴乔夫提出“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取消政治机关，军官不再隶属于苏共组织。1991年4月，国防部颁布命令：政治副职编制削减60%，党务活动经费停拨 。

后果：

1. 军官团思想混乱，不知“为谁而战”；

2. “8·19”事件时，国防部命令部队进入莫斯科，但多数坦克部队按兵不动，甚至倒向叶利钦；

3. 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事后回忆：“我们得不到党的支持，也没有军队的铁腕，政变注定失败。”

军队中立化使苏共在生死关头失去了最后的强制手段。

1991年8月19日凌晨，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停职”，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阻止新联盟条约签署。然而，缺乏合法性与武力支撑的政变三天即告流产。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时，实权已旁落。

政变失败加速了联盟解体：

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

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支持独立；

12月8日，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苏联名存实亡；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克里姆林宫易帜 。

戈尔巴乔夫并非“存心葬送苏联”，他相信“民主化”能提高效率、挽救经济，却犯下方向性错误：

1. 先政治、后市场——顺序颠倒，社会失序；

2. 放弃党的核心地位——自毁统一纽带；

3. 激进公开性、多党制——为反对派提供合法舞台；

4. 军队非党化——抽掉国家强制机器的忠诚神经。

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苏联的躯体死于经济衰竭，而心脏骤停则是第六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那一步，是超级大国自我终结的致命失误 。

1990年，戈尔巴乔夫曾自信地对《时代》说：“给我七年，还你一个民主繁荣的苏联。”七年后，他得到的却是卢布崩溃、国民贫困、国土分裂。历史没有如果，但有一个确定答案：

放弃自身领导核心地位，任何超级大国都可能在和平年代轰然倒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留下的最昂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