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落幕，使得沙俄、英国与法国结束了在欧洲以及近东地区的对抗，纷纷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中国——这个国力日趋衰微、但依然疆域辽阔且蕴藏巨大利益的东方古国。

1）沙俄的趁虚而入

克里米亚战争的惨烈失利，使得沙俄急于通过东方扩张弥补损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局势，敏锐察觉到这是对华攫取利益的绝佳时机。

整个18世纪，俄罗斯帝国已经逐步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

与中国东北北部接壤后，俄国人便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贸易往来，迫切希望在该地区扩张政治与商业影响力，进而实现领土侵占的野心。

沙俄的扩张

清廷长期以来以“保护龙兴之地”为由，实行排斥汉人定居东北的封禁政策，前后持续近200年，导致东北北部人口极度稀疏、防务空虚。

据史料记载，当时黑龙江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防务力量薄弱，几乎无有效抵御外侵的能力。而此时的沙俄，正急于通过远东扩张提升自身在英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东北的薄弱防务恰好成为其可乘之机。

鉴于当时清廷正深陷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潭，同时还要应对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内地平叛，东北境内的精锐驻军几乎都被调往南方平叛。

沙俄见状，迅速加快了向南渗透的步伐。

时任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多次派遣探险队非法潜入黑龙江流域开展军事侦察，并修建了定居点，逐步实现对东北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很快，清朝逐渐失去了对抗沙俄无理要求的军事与民生基础。

穆拉维约夫（1809—1881），俄罗斯军人、探险家

沙俄采取“侵略与外交相结合”的策略，一边以武力相威胁，一边通过外交讹诈逼迫清廷让步。

1858年，穆拉维约夫率领沙俄远东舰队直抵瑷珲城下，以炮火威逼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先行割占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0年，沙俄又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有利时机，逼迫清廷缔结《北京条约》，正式将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彻底掌控了其觊觎已久的东北北部地区。

随着对华贸易的大幅拓展，沙俄领事陆续进驻蒙古、新疆等战略要地，凭借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获得的特权，沙俄侨民免受中国法律管辖，获得了比以往广泛得多的交流与渗透渠道，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华既得利益。

《瑷珲条约》原文件

2）英法两国的武力施压

在18世纪50年代，活动区域集中于中国沿海的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因上海以外通商口岸开埠进展迟缓、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幻想彻底破灭，逐渐失去了耐心。

首先，除上海之外，广州、宁波等原有通商口岸仍受清廷地方官员暗中阻挠，外商贸易活动受限颇多。

其次，而原本寄望于太平天国运动能为其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人，发现太平天国不仅无法为其带来实质性的贸易利好，反而对其在华特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失望之下，便转而决定以武力逼迫清廷让步。

英法等国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拓展对华贸易、绕开广州的贸易垄断，并在北京派驻大使以直接向清廷施压。

19世纪的英国议会

西方人对清廷官方持续的拒斥态度，以及广州官员无力让广州市民认可其在当地权益的现状，感到尤为恼火——广州民众多次爆发反对洋商的示威活动，广州官员要么无力制止，要么暗中纵容，这也让英法等国找到了动用武力的借口。

1844年，中国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其中第34款明确规定：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这一修约条款被英法等国蓄意利用，凭借片面最惠国待遇，英法宣称自身也享有修约权利，并狡猾曲解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主张应于1854年进行修约。

但到了1854年，清廷以各种借口回避相关协商，这其中不仅因为清廷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等内战中，更源于其对西方列强的警惕与抵触。

电影《两宫皇太后》剧照

1856年，英国和法国终于找到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导火索，声称中国水师在一艘香港华人所有、船长为英国人的轮船上搜查海盗时，降下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主权。

法国则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宣称中国在内地将法国传教士马赖判处死刑，是对法国的敌意表现。

据史料记载，马赖于1852年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私自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最终于1856年被判处死刑，其余涉案教徒则分别论罪处置，这一事件被法国政府刻意利用，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之一。

双方最初陷入僵局时，西方列强大肆宣扬“中国人野蛮”，同时炫耀其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当时英法联军用于轰击广州的火炮，射程与威力均远超十五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装备。

此后，因英国人需抽调兵力处理印度兵变，战争行动有所耽搁，最终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7年底正式爆发。

英国皇家龙骑兵大战蒙古马队，《伦敦新闻画报》刊载

到1858年夏天，英法联军迅速攻占广州，并北上占领北京附近的重要港口——天津。在天津，交战双方展开协商，最终签订《天津条约》。

在这一条约中，包含了多项损害中国主权的核心条款：

新增十处通商口岸，其中四处沿长江延伸至汉口；允许西方国家在北京建立永久性外交机构；准许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在中国各地沿陆路、水路自由旅行；将关税税率限定为5%，厘金税率按商品价格的2.5%征收；要求中国支付巨额赔款。

除此之外，尽管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与使用依然属于违法行为，但条约规定对鸦片征收进口税，并允许其在中国国内运输、销售，变相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天津条约》签订现场

3）火烧圆明园：列强扩张的进一步加剧

对于《天津条约》中列出的“允许在北京建立公使馆”等条款，清朝君臣们表现出了强烈抵制的态度。因此，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撤退后，清政府不仅未表现出履行条约的意愿，反而加紧加固大沽口军事工事，试图抵御西方列强的再次入侵。

1859年，清廷军队击退返回大沽口的西方军队，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英法联军，随后联军调集重兵，一路向北京挺进。

英法联军进军北京途中，双方爆发多次激战，更令人发指的是，清廷逮捕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将其囚禁并施以残酷虐待。

据说，这些战俘被双手捆绑、整日下跪，手腕被皮绳勒得血肉模糊、生出蛆虫，部分人惨遭折磨致死，其中《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被囚禁于圆明园，三日水米未进，最终惨死狱中，尸体被弃于野外任野狗啃食。

电影《火烧圆明园》剧照

以此为借口，攻克北京的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18日烧毁了圆明园。

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皇帝夏宫，始建于康熙年间，经乾隆、嘉庆等多位皇帝扩建，其中一部分建筑由一个世纪前耶稣会士为乾隆皇帝设计修建，集东西方建筑艺术之大成，被誉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被烧毁后，园内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就包括由郎世宁主持设计、中国匠师铸造的十二生肖铜像等国宝，这些文物或流入欧洲私家收藏，或进入艺术品市场，或被为欧洲人在华战争效力的中国南方商人据为己有。

烧毁圆明园的暴行，深深烙印在中国民众心中，成为欧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被用来唤醒民族主义激情，警示国人铭记历史伤痛。

电影《火烧圆明园》剧照

1860年，英法俄等国与清廷在北京召开简短会议，逼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

将天津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要求中国支付更多赔款，割让香港岛对面大陆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即九龙半岛尖端地带）割让给英国，同时将外国船只运送中国劳工至海外的行为合法化，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劳动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4）尾声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启了大肆扩张的“黄金时代”。

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彻底击碎了时人“天朝上国”迷梦，推动了不同社会背景的中国人觉醒，坚定了他们复兴中国、重建强国的信念——唯有国家强大，才能打破对方的武力压迫，将西方人在炮口下宣称的“平等”，转化为现实中真正的民族与国家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