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这是这个系列数据的第十七篇，前十六篇分别是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和京津分区县市的0-14岁常住人口性别比分布情况。

东北的昨天是大多区域的今天；而东北的今天，则是大多城市的明天。这句话表达的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全国其他区域。

在性别比选择方面，东北人的选择与其他区域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东北地区数据中得到了令人深思的回应。

从这张分区市地图可以清晰看到，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包括内蒙古东部区域）的少年人口性别比呈现出罕见的均衡态势：

除辽宁朝阳市（113.1）外，所有地级行政区的数据均低于110，大部分地区集中在103-107的国际正常区间。

这种整体平衡的分布格局，与我们在山东、浙江等省份观察到的区域性失衡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这片老工业基地独特的人口转型路径。

仔细观察这张分区市地图，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东北大部分区域都呈现出代表理想区间的黄色调。

具体来看，黑龙江省的均衡程度最高，哈尔滨（108.3）、大庆（106.3）、齐齐哈尔（106.2）等主要城市的数据几乎与北欧国家相当。

吉林省的长春（108.3）、吉林（107.1）等地也保持在正常范围；辽宁省除朝阳市外，沈阳（108.3）、大连（107.3）等中心城市的数据同样令人欣慰。

这种大范围的均衡态势，与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工业化摇篮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就建立了全国最完善的国有工业体系，产业工人群体中普遍实行的双职工制度，为性别平等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朝阳市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异常值（113.1），其轻度偏高的数据恰似一个观察东北社会变迁的窗口。

这个位于辽西的农业市，城镇化率（45.3%）明显低于东北平均水平（65.2%），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相对更深。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个"最高值"，也远低于山东西南部（120+）或浙江温台地区（120+）的失衡水平。

这种差异提示我们，东北整体的社会基础确实具有特殊性。

从历史维度看，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城镇化和社会福利体系，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弱化了家族观念，使得"养儿防老"的传统需求较早得到制度性化解。

将东北数据置于全国比较视野下，其独特性更加凸显。与同处北方的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相比，东北的少年人口性别比明显更为均衡。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东北的国有经济主体特征与山东的民营经济、河南的劳务输出经济形成对比。

在东北，完善的单位制养老保障早已消解了家庭对男性后代的依赖，而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保持在60%以上）更使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从人口流动角度观察，东北作为人口净流出地区的特殊性值得深入探讨。虽然近年来东北人口外流规模较大，但流出人口以劳动年龄群体为主，少年儿童人口相对稳定。

更重要的是，留守家庭仍能享受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生育观念的稳定性。

与中西部地区劳务输出大县常见的高性别比不同，东北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高，新农合参保率超过99%，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标准连续十五年上调，这些制度安排有效缓解了农村家庭的生育焦虑。

经济结构调整在其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尽管东北近年来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但历史形成的社会保障优势依然存在。

与浙江民营经济强化家族传承的模式不同，东北的经济转型反而可能促进了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化。

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原先单位制下的生育观念进一步向现代家庭观念转型。

特别是在沈阳、哈尔滨等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升级带来的就业多元化，为女性创造了更多发展空间，这从源头上弱化了男孩偏好。

当我们将东北的地图与全国其他省份并列时，仿佛看到了人口发展的时间轴线：这个率先工业化的地区，也率先实现了人口质量的现代化转型。

其经验表明，只要坚持社会保障与观念革新同步推进，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型完全可以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东北的实践，或许正预示着中国人口发展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