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的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的暖气好像没怎么起作用，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郁。87岁的熊瑾玎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呼吸轻得像随时会断，可眼睛望着门口的方向，亮得很——他听说周公要来看他了。

朱端绶坐在床边，握着老伴冰凉的手，看他嘴唇动了好几下，凑近了才听清：“写……写两句话……给周公……”他想自己写，可胳膊刚抬到一半就垂了下去，只能让妻子代笔。笔尖在纸上划过，落下十四个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没等多久，周恩来就来了，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他快步走到病床前，弯下腰想说话，却先看见桌上那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伸手拿起来展开，一行字刚看完，他的手指就轻轻抖了起来，原本挺得笔直的肩膀，慢慢往下塌了些。旁边的人都知道，总理这辈子见过多少大风大浪，很少有失态的时候，可那天，他盯着那十四个字，眼睛一点点就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好半天才低声说：“瑾玎同志，你放心……”

谁能想到，这个临终前让总理红了眼的老人，一辈子都在做“藏在幕后”的事。

1886年，熊瑾玎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中医世家，家里几代行医，在当地名声好，日子也过得安稳。十岁那年，他进了私塾，别的孩子背四书五经想着考功名，他却总跟先生较真：“要是读书不能救那些受苦的老百姓，读它有啥用？”先生笑他“迂”，可这“迂”劲儿，偏偏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

20岁时，他进了徐特立办的师范速成班，第一次听说《新青年》，第一次有人在课堂上把“国家”“人民”“救亡图存”当成掏心窝子的话来讲。那些话像火星子，一下子点燃了他心里的火苗——原来这世上真有一群人，跟他想的一样，要为老百姓拼出条活路。

可毕业后的日子，却让他犯了难。找了几份活，要么是印刷厂校对，要么是学校教员，看着眼前的日子，总觉得离心里的“救亡图存”差得远。直到1918年，他偶然加入了毛主席办的新民学会，跟何叔衡这些人坐在一起聊天，才终于找到了方向。有次开会，他憋不住说：“咱们要做事，没本钱不行；要本钱，就得自己搞实体。”从那以后，他在长沙张罗起粮行、钱庄，甚至开了家小酒馆，赚来的钱，悄悄都成了组织的经费——他成了我党最早的“财务管家”，只是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个算账利索的商人，心里装着多大的事。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湖南许多势力也跟着闹腾。那会儿熊瑾玎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出事，他没躲，反而站到长沙十万人的讨蒋大会上，指着台上的反动派骂：“你们忘了老百姓是谁养活的！”也是在那时候，他咬着牙入了党，心里清楚，这一脚踏进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1928年，组织派他去上海，当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说是会计，其实是要在白色恐怖里搭个安全的窝。他琢磨了几天，在四马路云南路口开了家“福兴商号”，卖湖南纱布，对外是个正经商人，西装革履，每天跟客人讨价还价，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没人知道，商号的二楼，是地下同志临时落脚的地方；三楼那间锁着的屋子，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都在那儿开过秘密会议。有次特务突然上门查账，熊瑾玎一边笑着递烟，一边飞快把藏在账本夹层的密信塞进袖口，手指捏着算盘噼里啪啦算得不停，愣是没让特务看出半点破绽——后来周恩来提起这事，总说“瑾玎的应变，比戏里的角儿还稳”。还有一回周恩来来开会，看见他把账本记得清清楚楚，连几分几厘都不差，笑着拍他的肩膀：“瑾玎，你这算盘，比特务的眼睛还亮。”

在上海的那些年，危险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有回他去给同志送账本，走在弄堂里总觉得身后有人，绕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把衣服都走得湿透，才甩掉尾巴。最险的是1933年，他去送急救药品，刚走到巷口就被特务堵住，直接关进了监狱。

在牢里，特务先是给糖吃，说只要供出组织，就能当官发财；见他不松口，就动鞭子、上刑，把他打得浑身是伤，连站都站不起来。可不管怎么问，他就一句话：“我就是个做纱布生意的，不懂你们说的啥组织。”就这么扛了四年，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庆龄、章士钊这些人出面担保，他才从牢里出来。出来的时候，人瘦得脱了形，组织上让他回家养伤，他却摆着手说：“没啥大事，还有好多账没算完呢。”周恩来听说了，专门来看他，握着他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最后只哽咽着说：“瑾玎同志，你受苦了。”

后来，他又被派去重庆管《新华日报》。那时候报社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日子难过得很——国民党不给钱，还老派人查印刷厂，动不动就扣报纸。熊瑾玎没抱怨，四处托关系，在汉口找了栋两层楼，买了三台印刷机，硬是让《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11日按时出了刊。为了让报社能撑下去，他还拉着党外朋友开了酒精厂、炼油厂，赚来的钱都贴补给报社。

可谁能想到，管着这么多钱的人，自己家里却穷得叮当响。有一回，他女儿得了急病，需要十块大洋治病，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连一块大洋都凑不出来。朱端绶抱着孩子哭着问：“咱们管着那么多经费，就不能先拿一点救孩子吗？”他半天没说话，最后从怀里掏出报社的经费账本，手指在封面上摩挲着，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这钱是党和同志们的命，我不能动。”看着女儿的呼吸越来越弱，他只能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眼泪往地上掉。最后，女儿还是没保住——这个能为组织算出每一笔账的“管家”，却没能力留住自己的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熊瑾玎当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还是好几届政协委员。1966年那阵儿，有人想找他的麻烦，周恩来亲自写了张证明，上面写着：“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夫妇担任组织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就凭着这张纸，他们夫妻才躲过了风波。

可岁月不饶人，到了1973年，熊瑾玎的身体彻底垮了。临终前那几天，他最惦记的还是周恩来，总问：“周公还好吗？他也得保重身体啊。”直到看见周恩来站在病床前，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能用眼神示意桌上的纸条。

周恩来握着那张纸，反复看着“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想起当年在上海商号里一起算经费的日子，想起在重庆报社里他啃着干馒头对账的模样，想起他失去女儿时红着眼却没说一句苦的样子，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几天后，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走了。他这一辈子，管过的经费能堆成山，自己却没留过一分；为党做了无数机密事，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可就像他临终前写的那样，他虽然离开了“欢乐地”，却把“斗争身”的信仰，留给了后来人。咱们这辈人常说“不忘初心”，熊瑾玎这样的人，就是把“初心”刻进了骨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