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我们发布了一段名为《这不是电影！1943年联合国旗游行全彩影像》，在影像里重庆街头万人高举各国国旗、童子军列队行进、蒋介石亲自检阅的全彩影像，许多网友看完视频的第一反应是：“联合国不是1945年才成立吗？这个视频是假的吧？”认为我们是用AI无中生有出来的。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看似“穿越”的历史谜题：为什么1943年会有“联合国日”？重庆那场盛大的“联合国旗游行”到底怎么回事？它又为何被后人遗忘？
时间回到1942年1月1日。这一天，在美国华盛顿，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这份宣言首次正式使用了“United Nations”（中文译为“联合国家”或“联合国”）这一名称，宣告所有签署国将共同对抗德意日轴心国，并承诺不与敌国单独媾和。从这一刻起，“联合国”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词汇，而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集体身份标识。为了强化这一联盟的精神纽带，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每年的6月14日定为“联合国日”（United Nations Day），以纪念这一历史性团结，并向所有盟国国旗致敬。这一倡议迅速获得其他盟国响应，从此，“联合国日”成为战时全球反法西斯阵营一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仪式。
所以，当1943年6月14日到来时，全世界多个盟国同步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纽约第五大道上，数万市民挥舞着盟国旗帜；伦敦白厅广场，英国军乐队奏响各国国歌；新德里街头，印度民众与中国远征军代表并肩游行。而在亚洲主战场的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在战时陪都重庆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性庆典——“联合国旗游行”。这不仅是一场群众集会，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大秀，一次在民族存亡之际向世界宣告“中国仍在战斗”的庄严声明。
这场游行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空前。据《中央日报》1943年6月15日头版报道，当天下午5点20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临现场检阅游行队伍。他身着戎装，神情肃穆，站在检阅台上向缓缓行进的方阵频频致意。出席观礼的不仅有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孙科等数十位党政军高层，还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波兰、挪威、墨西哥、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大使或外交代表。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天主教协进会、回教救国协会等民间组织也悉数到场。甚至宋霭龄、王正廷、蒋梦麟等社会名流，以及美军顾问团成员和外国神父，也都站在观礼席上，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游行路线从中央训练团出发，经外交部街，最终抵达上清寺，全程约一英里。整支队伍由25000人组成，核心是“联合国家国旗队”。最前方是中国国旗，紧随其后的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28个盟国国旗——从美国、英国、苏联，到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伊朗、伊拉克……每一面旗帜都由两名青年学生或童子军高举，步伐整齐，神情庄重。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些国旗被巧妙地排列成一个巨大的“V”字形——呼应当时风靡全球的“V for Victory”（胜利万岁）运动。这一设计不仅象征反法西斯战争终将胜利，也传递出盟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决心。
街道两旁早已挤满市民，他们按照政府要求“肃立、脱帽、致敬”，不少人眼含热泪。时任国民政府参事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六年抗战，国民精神多少疲惫。但今日巡行队的步伐与口号，直接打动了数十万观众的心坎，兴奋了市民的精神。”连一向严谨的蒋介石也在事后表示“甚为满意”，而外国来宾则“再三惊叹中国之伟大”。
然而，这场看似热闹非凡的游行，绝非仅仅为了营造节日气氛。在1943年的中国，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经济濒临崩溃，国际援助杯水车薪。就在这一年5月，中美、中英刚刚互换新约，正式废除延续百年的治外法权——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向国内外证明：中国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国，而是反法西斯同盟中平等的一员。因此，“联合国日”成了绝佳的舞台。
对内，这场游行是一剂强心针。它告诉饱受战火摧残的民众：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全世界正义力量都站在我们这边。对外，它是一次高调的外交宣示。通过邀请各国使节、展示盟国旗帜、播放多语种广播，国民政府试图重塑中国国际形象——从“被援助者”转变为“共同作战者”。正如《大公报》在社评中所言：“从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抗战已与世界战争浑然一体。与其说‘援华’，不如说‘共同作战’。”这种话语的微妙转变，正是中国国际地位悄然提升的信号。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联合国日”前夕，亲自审定并向全球26个盟国首脑发出贺电。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到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小国元首，无一遗漏。外交次长傅秉常在日记中紧张记录：“幸于昨晚将电送往，否则难以为情。”可见，连一封贺电的时间差，都被视为国家尊严的体现。这种细致入微的外交操作，反映出国民政府对“联合国日”这一平台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关注“联合国日”，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1943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强调：“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中共借此呼吁国内实现政治民主、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把“联合国日”转化为推动国内政治改革的舆论工具。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政治力量手中的多重解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1943年“联合国日”如此盛大，为何今天鲜为人知？答案在于历史记忆的断裂与重构。首先，“联合国”这一名称在1945年后被正式用于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导致后人误以为此前不存在“联合国日”；其次，1949年政权更迭后，国民政府主导的历史叙事被大幅淡化，这类“官方庆典”自然少被提及；最后，冷战格局下，国际焦点转向联合国总部、安理会等制度性机构，战时临时联盟的记忆逐渐模糊。直到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大量中缅印战场影像，以及人们对战时外交史的重新挖掘，这段尘封的历史才逐渐浮出水面。
回看1943年6月14日的重庆，硝烟未散，物资匮乏，但25000人高举28国国旗走过街头，向世界宣告：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用仪式感守护尊严的努力。你可能不知道，在同一天的纽约，童子军同样举着中国国旗走在游行前列；在伦敦，中国外交官与英、比、伊朗代表并肩站立升旗——那一刻，世界真的站在一起。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段由我们全彩修复的影像中重庆市民仰望国旗的眼神，听到影像背后传来的口号声，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不缺少奇迹，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看见。1943年的“联合国日”，不是穿越，而是一段被时光掩埋却依然滚烫的抗战高光时刻。它提醒我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人类依然可以选择团结、尊严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