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至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规范发展期”。这五年间，116名、112名、81名科学家先后当选院士，他们来自机械、信息、能源、医药等八大领域，用毕生科研成果为“中国智造”筑基。本文将带您走进这段“科技脊梁”的成长史，解码院士增选背后的学术力量与家国情怀。

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后，院士增选机制经历了快速探索期。1997年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起，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同步开启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标志着我国高端科技人才评选进入“双轮驱动”的规范化阶段。

1997年首次同步增选，中国工程院产生了116名新院士，覆盖机械、信息、化工、能源、土木、农业、医药等七大领域。此后，1999年增选112名，2001年增选81名，增选人数虽略有波动，但学科覆盖更趋均衡，评选标准也从“领域代表性”向“学术引领性”深化。至2001年，工程院院士总数达616人，外籍院士24人，一支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国家队”初具规模。

若将这五年的院士名单展开，会发现每一个名字都对应着一项或多项“中国突破”。

1997年的116名院士中，既有深耕基础研究的“拓荒者”，也有解决国家急需的“攻坚者”。例如，水利工程专家钱正英，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核心决策者之一，曾主导黄河、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为我国水资源调配奠定科学框架；材料科学家顾真安，专注光导纤维研究，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为后来我国光纤通信产业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医学领域的陈灏珠院士，是我国心血管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持的“上海地区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至今仍是临床防治的重要依据。

1999年增选的112名院士，更凸显“科技与产业结合”的导向。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其主持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作品，将传统建筑美学与现代功能需求融合，成为“中国建筑文化输出”的标杆；火炸药专家王泽山院士，彼时已深耕含能材料领域30余年，他研发的“低温度感度发射药技术”，使我国火炮射程大幅提升，为国防装备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农业领域的范云六院士，作为我国基因工程育种的先驱，成功将苏云金杆菌基因导入作物，开启了我国转基因抗虫作物研究的先河。

2001年增选的81名院士中，“民生导向”与“前沿探索”并重。雷达专家贲德院士，长期从事雷达系统研究，其主持研制的某型机载预警雷达，使我国成为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医学领域的樊代明院士，提出“整合医学”理念，打破传统分科局限，推动临床诊疗从“单病治疗”向“整体健康管理”转型；环境工程领域的孙铁珩院士，专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其研发的“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体系”，为我国工业场地治理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梳理这五年的增选名单，“爱国”与“奉献”是共同的精神底色。许多院士的科研生涯始于国家最需要的时刻：如1997年当选的曾恒一院士，作为海洋石油工程专家，在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初期，带领团队用“土办法”攻克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关键技术，使我国从“望海兴叹”到“深海掘金”；2001年当选的马伟明院士，彼时已在舰船综合电力系统领域默默钻研十余年，他拒绝国外高薪邀请，坚持“核心技术必须自主”，为后来我国舰船电力技术领跑全球奠定基础。

这些院士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学术成就的注脚，更是中国科技从“跟跑”到“并跑”的缩影。他们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科学家的价值，在于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成果融入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1997至2001年的院士增选，是中国工程院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关键五年。116+112+81个名字背后，是一代科技工作者对“科技报国”的坚守，是中国高端人才评选机制的完善，更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见证。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一份名单，更是一串通向科技强国的坚实脚印——正是这些“国之脊梁”，托举起了中国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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