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给国家的国宝，怎么跑到拍卖场卖8800万了？”

近日，南京博物院与庞氏家族后人间的一场文物捐赠纠纷，因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的离奇遭遇再次被推至舆论风口。这幅所谓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被鉴定为“赝品”的画作，2001年被以6800的价格流入市场，如今却竟在拍卖市场上估出8800万元的天价。而捐赠这幅画作的庞家后人——庞叔令，其曾祖父正是近现代收藏巨擘庞莱臣，至今仍在为厘清捐赠真相而奔波。

这场看似专业鉴定的争议，背后交织着权威质疑、程序黑洞与制度反思，宛如一重又一重的罗生门，每一步追问都揭开更深层的迷雾。

大师鉴定 vs 收藏世家：谁的眼光更可信？

1961年，书画鉴定界权威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等对庞家捐赠的书画进行鉴定，将其中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标注为“伪作”。这一判定，埋下了日后所有争议的种子。

庞莱臣作为民国时期“江南收藏甲天下”的代表人物，其“虚斋”收藏以精、珍、稀著称，其鉴定眼力在业界素有定论。

甚至文博鉴赏圈的很多标准是都他制定的。

此举相当于一群“徒子徒孙”去否定祖师爷爷的东西，本就存在学术上的微妙张力。退一万步讲，即便按“伪作”论处，古代摹本本身亦具独特价值——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著录摹本，清宫内府珍藏的历代仿作，如今皆为博物馆珍贵藏品。将“伪作”简单等同于无价值，恐怕绝不是张珩等人的判断。

四十载沉默与天价拍卖：时间线上的黑洞

如果画作早在1960年代已被定为赝品，为何近四十年间未曾正式告知捐赠方后人？更蹊跷的是，就在今年，一幅名为明代仇英《江南春》的画卷在拍卖市场亮相，估价高达8800万元，而这距离鉴定已过去整整四十年。

艺术市场终究以真伪为价值基石。能拍出近亿价格的画作，其真伪在买受人群眼中已有公论。这自然引出一个尖锐问题：博物馆所称的“赝品”，与拍场上的“天价真迹”，是否为同一件物品？若为不同，那件从南京博物院“消失”的捐赠品，究竟流落何方？

“赝品论”：欲盖弥彰的拙劣借口？

面对庞家后人多年追问与法院强制执行，南京博物院抛出“赝品”说法。这一回应非但未能澄清疑云，反而显得漏洞百出，颇有“被逼到墙角后慌乱抛出的挡箭牌”之嫌。

若真是赝品，为何四十年不告知捐赠方？为何处置时不遵循公开程序？为何长期阻挠后人查验？那张语焉不详的“顾客”发票更是将迷雾推向深处——谁是“顾客”？什么流程？什么价格？其余四件缺失作品的去向又是什么？

将捐赠文物简单定性为“赝品”并暗示可被随意处置，完全违背博物馆伦理。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博物馆对其保管的所有物品，无论来源如何，都负有同等管理责任。这种“赝品论”更像是一个为掩盖更深层问题而匆忙编织的借口。

一只蟑螂背后的一窝蟑螂：文物管理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庞家的遭遇绝非孤例。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文物捐赠与管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制度漏洞。

如果有明确捐赠记录、有后代持续追索的文物，都可以在数十年间“消失”又“重现”，甚至被冠以“赝品”之名而轻松脱责，那么那些没有明确捐赠者追索的文物呢？那些本就属于馆藏的文物呢？

近年来，多地博物馆都曾曝出类似纠纷。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当监管机制不完善、问责体系不健全时，文物的“身份转换”就可能成为灰色通道。捐赠文物可能被降级为“参考品”而流出馆外；而一些本应是“文物”的藏品，也可能“消失”在账目之中。

超越《江南春》：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物守护？

庞叔令女士的维权，早已超越了一幅画的价值本身。它触及的是公众对文博机构最根本的信任——我们捐给国家的，是否真的能被国家珍视？我们托付给历史的，是否真的能被历史铭记？

《江南春》画卷上的云雾或许可以遮掩远山近水，但文物管理中的迷雾必须被彻底驱散。面对这场持续多年的罗生门，公众期待的或许不仅是一幅画的真伪答案，更是一套经得起追问的文物管理制度，以及敢于将一切置于阳光下的坦诚。

这场纠纷远不止于一家一院的争议。当一座博物馆开始用“赝品”来解释文物的消失，它消失的或许不仅是几件藏品，更是公众对文化守护者的最后信任。而这，比任何一幅古画的流失都更加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