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海峰的通信生活
最近网络上不少声音欢呼“美国出手根治中国诈骗难题”。但这场看似正义的监管行动，实则是一场牵动中美通信根基的风暴。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时间线拉回到2025年12月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执法局突然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在香港的运营实体抛出“合规令”，认定三家企业在反自动拨号骚扰电话数据库（RMD）中的认证存在“重大缺陷”。
FCC的这一举措，为何会引起中国不少网民的欢呼？FCC举措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一起简单梳理一下。
事件回顾：FCC向中国三大运营商发难
美国FCC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最后通牒”，主要包含两项核心要求。其一，14天内必须完成RMD数据库认证问题的整改与说明；其二，需额外自证“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且符合公众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FCC 明确威胁，若未能满足要求，三大运营商将被直接移出RMD数据库，而根据美国通信监管规则，境内所有中间运营商和语音服务提供商必须立即停止接收来自被移出企业的呼叫。
指令一经发布，立刻在中美通信行业引发震动。中国三大运营商迅速响应，紧急成立由技术、合规、法务人员组成的专项组，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截至12月16日，已用七天时间完成数据库架构升级，跨境号码核验机制初步上线，认证材料准备工作推进至六成。
但业内普遍认为，14天的时限远不足以完成完整的合规流程，尤其在技术标准对接、安全说明撰写等关键环节存在客观障碍。
如果三大运营商最终被移出RMD的话，到底有何影响？从潜在影响来看，若最终被移出RMD，中美跨境通信将面临系统性冲击。一方面，普通民众与美国亲友的通话可能频繁断线或无法接通。另一方面，跨境企业的商务沟通、金融机构的海外验证等核心业务将受严重干扰。
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未被正式移出，若被贴上“高风险”标签，运营商的结算价格、接入门槛及对端路由偏好也将发生不利变化，直接影响企业信誉与经营成本。
寻找真相：FCC只是为了反诈骗？
不少人或许心里犯嘀咕，难道美国FCC真的是一心为了反诈骗，才对中国运营商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更有甚者直呼，看看美国政府的雷霆手段。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海峰看科技》认为，我们或许能从以下几方面，窥见真相。
首先，美国FCC提出的14天整改，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技术任务。直白而言，这就是美国政府故意刁难。
那些认为“美国出手治诈骗”的观点荒谬可笑，从行业常识来看，FCC给出的14天期限本身就是个“天方夜谭”。
中国运营商早已建立世界最严格的实名注册系统，且不支持VoIP外呼服务，在反诈骗技术投入上更是不遗余力。比如，河北保定移动仅今年就投入巨资构建大数据反诈模型，累计推送诈骗线索432条，配合捣毁窝点326个。
真正的障碍在于技术标准的壁垒。美国推行的STIR/SHAKEN反骚扰协议既不开放源代码，又与中国自主研发的CHAKEN标准存在本质差异。
前者侧重网络层身份验证，后者基于国产密码算法实现终端侧加密与防伪基站功能，技术路径的根本不同导致对接难度极大。
业内专家明确表示，此类跨境通信认证的正常流程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14天时间连技术对接的基础测试工作都无法完成。
可见，FCC 明知存在技术鸿沟却刻意压缩期限，其目的显然不是解决认证问题，而是为后续制裁制造“合理借口”。
其次，FCC一直是科技制裁中国的急先锋。此次打压绝非FCC的临时起意，而是其多年来对华通信产业遏制的延续。
梳理时间线可见，一条清晰的打压路径早已形成。2019年，中国移动申请在美运营被以“安全风险”驳回；2021至2022年，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在美运营许可先后被撤销。
进入2025年，FCC的动作愈发密集。今年3月，FCC成立专门的“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步调查9家中国通信企业。
5月，FCC出台新规，禁止被认定为“有安全风险”的中国实验室参与美国电子设备测试，9月进一步封禁11家中国实验室。
10月，FCC强制电商平台下架数百万件中国电子产品，还公开威胁吊销香港电讯在美运营资格。
从通信设备商（华为、中兴）到运营商，从检测认证环节到终端消费产品，美国正试图构建全方位的封锁网络，切断中国与全球通信产业链的正常连接。
最后，FCC的双重标准，揭示美国自身的诈骗困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FCC标榜的“反诈骗”旗号根本站不住脚。美国司法部11月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年均被东南亚诈骗团伙骗走近100亿美元，仅2025年就有3000起加密货币投资诈骗求助案例，迫使美国专门成立由FBI参与的“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
更值得警惕的是，缅北电诈园区查获的设备显示，美国SpaceX公司的“星链”服务已成为跨境诈骗的重要基础设施，却未受到FCC的任何审查与限制。这种“自身患病却给他人开药方”的双重标准，在“国家安全”借口下更显虚伪。
点评：中国反诈骗道路仍漫长
美国FCC本次面向中国三大运营商的举措，也是美国反诈骗政策的延续。据 Somos 行业洞察报告数据，美国FCC在8月6日移除了 185 家未按要求更新RMD报备信息的服务商，又在8月25日一次性移除超1200家未整改的电信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
但FCC本次对中国三大运营商提出的反诈骗要求确实过于苛刻，大有借“合规”之名行“遏制”之实，维护美国通信霸权与本土利益之嫌。
但为何国内会出现“感谢美国治理诈骗”的声音？本质上还是大众对三大运营商反诈骗变现感到不满。虽然中国三大运营商通过“技术预警+警企协同”模式，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反诈体。
然而，在落地执行层面的诸多“短板”，却让这套反诈体系的公信力打了折扣。一方面，部分地区的运营商反诈预警仍停留在“一刀切”的拦截模式，不少正常的跨境商务通话、海外亲友联络被误判拦截，用户申诉流程繁琐、反馈周期长，合理通信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
另一方面，大众对运营商“反诈变现”的质疑从未停歇，部分地区运营商推出的“付费反诈增值服务”，将本应是基础责任的拦截功能商业化，让用户产生“反诈成了牟利工具”的观感。
更关键的是，相较于美国FCC针对运营商的强监管、高处罚力度，国内对运营商反诈失职的问责机制仍显温和。当境外通过严苛手段清理违规服务商的消息传来，大众的“感谢”之声，本质上并非认同美方的霸权逻辑，而是对更高效、更公平的反诈治理的迫切期待。
中国的反诈骗道路，既要警惕境外借“反诈”之名行“遏制”之实的霸权行径，守住通信行业的发展自主权；更要正视国内反诈执行中的痛点，补齐运营商责任落实、监管问责机制的短板。
同时，中国应积极推出更可行的反诈骗国际方案及标准，避免美国依据自己的标准，让中国运营商陷入被动。
若能将临时应急措施沉淀为日常机制，推动反骚扰工作的透明化与制度化，或许能将危机转化为治理升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