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
编辑|冉
前言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几年，身边送别老人的消息越来越多了。以前逢年过节走亲戚，满院子都是长辈的身影，现在却常常听到谁家老人又走了的消息。
这种体感不是错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那儿：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不足1000万，死亡人口却高达1093万，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60岁以上老人突破3.1亿，每5个人里就有1个老人。
专家预测，未来几十年死亡人数会持续上涨，2061年可能接近1900万。这波“死亡高峰”到底怎么来的？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为啥会出现死亡高峰？有人或许会问，是不是有大病流行才让去世的人突然变多？其实不然，这波死亡高峰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结果，核心是三个因素叠加而成。
最关键的原因，是两波婴儿潮群体集中迈入高龄。
建国后我国经历过两次大规模婴儿潮：第一波是1949年到1958年，社会稳定后生育意愿释放，9年新增1.05亿人，如今都已70多岁，进入高死亡风险期；
第二波是1962年到1976年，特殊时期后生育需求补偿性爆发，14年新增2.6亿人，巅峰年1963年出生超2700万，现在也陆续跨过60岁门槛。
这两波婴儿潮合计诞生近4亿人，占当前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群体集中进入高龄，再加上70岁后脑出血、脑梗、肿瘤等大病风险呈几何级数上升，死亡人数自然大幅增加。
第二个反直觉的原因是医疗进步，反而让死亡更集中。医学进步没能消灭死亡，只是把死亡时间往后推了。
建国初期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小孩夭折、年轻人患传染病离世很常见，死亡分散在各个年龄段；现在医保覆盖广、技术先进，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达79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以前治不好的癌症等重症也能延长生命。
从人口结构来看，这就导致高龄人口不断堆积，最终集中在老年阶段离世——以前是“分散死”，现在是“攒着死”。再加上我国居民死亡超80%与慢性病相关，近八成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其并发症进一步推高了老年死亡规模。
第三个因素是年轻人生得太少，让死亡高峰更刺眼。2024年新生儿不足1000万，而死亡人口达1093万。
联合国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1，每代人数量缩减近半，人口金字塔呈倒三角结构。年轻人越少，老年人口占比越高，死亡事件在感知中就越突出，加剧了“死亡高峰”的直观印象。
死亡高峰的冲击死亡高峰带来的不只是数字变化，更是从家庭到社会的全链条冲击，诸多压力已实实在在落到每个人身上。
首当其冲的是家庭养老重压，尤其是“4-2-1”结构的年轻人。一对夫妻要赡养4位老人、照顾1个孩子，这种情况极为普遍。
80后、90后独生子女没兄弟姐妹搭把手，74.1%的人觉得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要同时赡养多位老人。父母生病住院时，既要请假陪护又要凑医药费，精神和经济双重承压，常常身心俱疲。
更棘手的是“一人失能，全家忙乱”。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达数千万，但专业养老护理员仅几百万，且多未经过系统培训。
不少养老院1名护工要管十几个老人，失能老人难按时翻身、好好喂饭。无奈之下，很多子女只能辞职回家照料，打乱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节奏。
社会养老体系也面临供需失衡的巨大压力，2024年底全国养老床位不足800万张，实际需求超1000万张，缺口达200多万。
一线城市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排队三五年很常见；私立养老院每月费用常超一万，远超普通退休老人养老金，普通家庭难以负担。
更严重的是护理员短缺，工作苦、工资低导致留人难，形成“缺人-服务差-更缺人”的恶性循环。
医院的压力也不容小觑，近八成老人有慢性病，需长期吃药复查，老年门诊量占医院总门诊量的40%。
基层医生每天接待大量老年患者，医疗资源捉襟见肘；且老年人患病多为多种疾病缠身，治疗难度大、周期长，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紧张。
就连身后事也成了难题，“死不起”并非玩笑。一线城市墓地均价破10万/平米，稀缺区域超50万，堪比房价首付。全国殡仪馆年火化能力仅580万具，2024年实际需求近600万，不少大城市殡仪馆24小时连轴转，家属高峰时要排队几天办手续，伤心又受累。
更深层的隐患是养老金支付压力，我国养老金实行“现收现付”制，现在领钱的老人越来越多，交钱的年轻劳动力却在减少。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若不调整结构，城镇职工养老金累计结余或于2044年见底。尽管国家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但面对持续增长的老年人口，仍需不断完善政策。
死亡高峰还会冲击房地产市场。粗略估算，每去世2人约释放1套遗产房，一年可能有300万套以上流入市场。在三四线和人口净流出城市，本就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将承受更大压力，房价可能受进一步冲击。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压力会反过来抑制年轻人的婚恋和生育意愿。年轻夫妻要面对四位老人可能同时高龄、失能的情况，承担高额医疗和养老费用，自然不敢轻易生孩子，形成“压力大-不愿生-老龄化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危中有机：死亡高峰倒逼下的社会转型与机遇虽然死亡高峰带来诸多压力，但不必过分悲观。社会变革往往伴随挑战与机遇，这波高峰也在倒逼社会全面转型，最明显的就是银发经济崛起和服务体系完善。
目前60岁以上老人超3.1亿，庞大群体不仅需要基本养老医疗服务，更催生出多元消费需求，银发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突破10万亿，未来仍将稳步增长。
适老化产品创新不断涌现，现在很多手机、平板有老人模式，大字体、语音控制方便操作；能测心率、一键呼救的智能手环销量激增。
宁波的“AI护工”可提醒吃药、陪老人聊天，温州的便携洗浴机让卧床老人轻松洗澡，这些产品精准解决了老人和家属的痛点。
老年教育师资三年增长四成，既丰富了老人生活，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针对老年人的慢节奏旅游线路、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领域，也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国家和地方不断完善政策与服务体系。多地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减轻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河北、辽宁等十四地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让子女能安心照料生病父母。
上海等城市整合社区资源，提供助餐、助洁、助医等“六助”服务，老人在社区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医疗体系也在优化升级。国家提高慢病医保报销比例，推动“医养结合”模式，养老院配备医务室和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老年病诊疗项目，家庭医生签约和网上云诊室普及，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看病。
殡葬领域改革稳步推进。针对“天价墓”“殡葬贵”问题，多地免除本地老人基本殡葬费、调控墓地价格，推广树葬、花葬等生态安葬方式。不少殡仪馆推出“一条龙服务”，全程专人负责，让家属省心省力。
社会观念也在悄然转变。越来越多人理性看待生死，明白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以前追求身后事排场的观念逐渐淡化，更多人意识到，趁老人在世时多陪伴、好好照料，让他们安享晚年，才是最实在的意义。
结语这波死亡高峰，本质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阶段，并非社会危机，而是必须面对的结构性挑战。它由婴儿潮群体集中老去、医疗进步导致死亡集中、低生育率加剧结构失衡共同作用而成，是人口周期的必然产物。
面对这场持续几十年的高峰，我们无需恐慌，但必须正视。它带来的压力实实在在，从家庭养老重担到社会资源紧张，再到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都需要认真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