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领袖诞辰130周年的时候，我常常琢磨这事儿。历史的走向啊，好像并不受人的控制，它自有它的一套规矩。想当初，咱们的最高领导，那些大老板们，都是共产国际挑中派来的。可结果呢，大多都不尽人意，不是出问题就是犯错，有的甚至背叛了党。不信你瞅瞅，从1921年到1935年，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垮了到1931年那会儿，共产国际给中共换领导跟换衣服似的，一个接一个，跟走马灯表演一样。咱们党的那些“大佬”们，像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刚上台那会儿，哪个不是名声在外。

陈独秀早些年那可是大名鼎鼎，但遗憾的是，他走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子。向忠发，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代表，血统纯正，结果一被抓立马就投降了，啥都招了。瞿秋白嘛，文章写得挺好，可惜啊，他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歪路。李立三也是工人运动出身的好手，可惜同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王明这个人，什么“二十八个半”的头头，光说不练，最后还成了反党的人。博古呢，翻译过马列著作，也算是个理论家，但他太死板，死抠书本。这俩人都是左倾冒险主义，而且王明在抗战时，又变成了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者。

然而，这些关键人物，以前都是领袖的上司和竞争对手。从1927年那次“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大清洗之后，领袖深深明白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政权得靠枪杆子来夺”的观点。作为中央特派员，他带头搞起了秋收起义，虽然攻打长沙没成功，但他明白了我们力量不够，于是转战井冈山，开始建立根据地，搞起了武装割据，最后这片地方发展成了中央苏区。但这些做法、战略和成绩，在党内领导眼里却成了逃跑、偏向富农和游击习气。因此，领袖老是被批评，还被排挤。

共产国际那时候的组织方式，说白了就是“干实事的人没话说，光说不练的人却掌大权。不接地气乱指挥，啥都不清楚就凭空乱想”。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可是真心有党性，信仰坚定，无私奉献，啥都听上面的。像那打赣州，死了伤了那么多人；还有在家门口跟敌人死磕的消耗战，闽变的大好机会也没抓住。这些军事指挥，简直就是乱来，跟个大家长似的排除异己，害得苏区的军民心里苦啊，想哭都哭不出来。最让人想不通的是，1932年9月，领袖亲自带着红军东路军打下了福建漳州，弄来了一百万银元，还缴获了飞机和一堆军用物资，连漳州龙师图书馆的书都差点给搬空了。结果呢，这些事儿全给扣上违反中央路线的帽子，一回苏区，职位没了，军权也被夺了。

1932年10月，就在拿下漳州后短短一个月，他就被博古撤了职。但他没被打垮，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两年，他一头扎进调研里，认真读了从漳州带回来的马列书籍，琢磨透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还想着怎么跟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对上号。这番功夫没白费，后来写出了像《矛盾论》、《实践论》还有《论持久战》这样的好书。那时候，博古、李德指挥得乱七八糟，红军吃了大亏，不得不开始长征。眼瞅着红军快撑不住了，他又站了出来，挑起了大梁。

领导人特别坚韧，他不停地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他们交流想法，反复商量琢磨，直到大家的想法都一致。这样，他的主张就变成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也促成了“通道转兵”的成功。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只有他的办法才能救红军。毛泽东啊，他在井冈山斗过，在红都瑞金熬过苦日子，长征路上也经历过血的洗礼，遵义会议上更是和别人争论不休。这一路上，他被撤过好几次职，挨过不少批评，还被抓过一次，病也重了好几回。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要想干大事，就得先吃苦，受累，挨饿，受穷，还得经历各种不顺心。” 但最后，他还是成了我们党的领头人，大家都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