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皖南山区寒风刺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干部们挤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灯芯烧得正旺，屋里却一点也不暖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到底是走，还是不走？”话音落下，屋子里一片沉默。这一年的抉择，后来牵扯出了一位名将的沉浮，也成为邓子恢日后反复思索的问题。

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正是曾在鄂豫皖独挡一面的高敬亭。

一

高敬亭的名字，再次被正式提起，是在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为其恢复名誉。三年之后，1980年4月19日，他的骨灰安放在合肥。这两件事，就像在人们记忆深处点亮了两盏灯，把尘封多年的往事又照了出来。

不少当年的同志，都在那几年里重新谈起这位已经遇难三十多年的将领。评价并不单一，有惋惜，有不解，也有肯定。但有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高敬亭确实立下过重要功劳，是一位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的指挥员。

1907年，高敬亭出生在河南新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家里人口多，地不多。10岁那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生活一下子更艰难了。靠着家里省吃俭用，他读了6年私塾，“识了几个字”，在当时的山村，这已经算是难得的文化程度。后来家里实在撑不住，他只好辍学回家，一边务农，一边跟着父亲杀猪补贴家用。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底层苦难有切身体会。1927年，局势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就在这一年，他在私塾同学梅光荣的带动下参加了黄麻起义。第二年，他正式参加红军，走上了全职革命道路。

这条路，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无比艰难的选择。因为参加革命，他的父亲和三个兄长先后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全家遭到清算。有人劝他：“到此为止吧，你已经尽力了。”据后来一些老同志回忆，高敬亭当时的态度很坚决，大意就是：“他们杀了我的亲人，我更不能回头。”这种近乎倔强的劲头，在他后来的很多决断中，都屡屡显现。

二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高敬亭的最初印象，大多停留在“骁勇战将”四个字上。但从履历看，他在早期更像一位从地方工作做起的全面干部，而不仅仅是冲锋在前的指挥员。

1929年秋，他入党后不久，就被推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职务一路上升，当过区苏维埃武装委员，又担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委书记。看上去职位不少，但当时的现实并不轻松：白色恐怖、围剿频仍，既要抓地方政权建设，又要组织武装斗争，任务非常复杂。

在光山县委书记任上，他开始组建和整顿地方武装，陆续建立了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这些队伍依托山地和乡村，很快成为当地反抗势力的骨干力量。不得不说，这段经历既锻炼了他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的能力，也培养了他运筹地方武装的自信。

1931年前后，他又相继担任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地区面对敌军多次“围剿”，斗争极其艰苦。经中央和分局讨论，决定主力撤离鄂豫皖，转移到新的战略地区，同时留下部分力量坚持斗争，以保存火种。

高敬亭就是被选中留下的干部之一。这并不是什么“退居二线”的安排，而是非常危险的任务。留守部队要在敌军重压之下坚持游击，环境封闭，补给困难，随时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能挑起这样的担子，说明组织对他的能力和意志有一定信任。

1934年，局势进一步变化。徐海东、吴焕先、高敬亭等人在鄂豫皖坚持两年多后，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红25军作出向北转移的决定，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但仍然要留下部分力量，继续在原地牵制敌人。负责领导这支留守部队的，依旧是高敬亭。

此后，红25军离开鄂豫皖，他被任命为鄂豫皖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着手重建鄂豫皖省委和红28军。重建后的红28军起初只有一个师和一个手枪团，千余人马。辗转打击敌人、争取群众、武装扩军，部队人数后来增加到近2000人。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谈不上“顺风顺水”。但从结果看，他确实扭转了一定局面。红28军凭借灵活的游击战术，多次击退当地敌军的“清剿”，一步步把游击区扩展到22个县。卫立煌、廖磊等国民党将领，曾亲自指挥部队围攻鄂豫皖革命力量，却始终没能彻底压垮这支红军残部。

多年以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历史，专门点到红28军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评价是肯定的。可见，在这段时间里，高敬亭的表现，确实算得上“功劳卓著”。

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调整了红军各路武装的建制。1937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新四军。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这一次，高敬亭出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他手下的力量不算小：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大约3100人。在当时的新四军序列中，第四支队实力最强。其他几支的主官也都来头不小：第一支队司令员是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为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则是张云逸。

改编完成后不久，第四支队就在巢县蒋家河口附近，抓住机会伏击日军，打出一场漂亮仗。这次战斗，成为新四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胜利，在军内、军外都引起不小反响。蒋介石还亲自发电表示“嘉勉”，这是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殊细节。

从资历和战功看，如果之后一切顺利，高敬亭的军事生涯很有可能继续上行。以他的经历，与张云逸等人并列在开国大将之列，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即便有所差距，开国上将的军衔，按一般推测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然而，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并不是简单的“各自带兵打仗”。一支逐步壮大的抗日武装，必须在统一领导下行动，特别讲究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的严明纪律。就在这里，高敬亭多年来形成的一些习惯，与新的要求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长期在鄂豫皖独立坚持斗争，他习惯于“说了算”“拍板就干”，上面缺乏及时联系，他就自己权衡利弊，根据地里的情况自行决定行动方向。这样的做法在当年的特定环境中，的确有其现实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部队的信任。然而，等到统一整编之后，这种惯性就慢慢变成了问题。

邓子恢后来回忆提到，高敬亭“把部队视为己有，拥兵自卫”，对上级派来的干部多有排斥。对照当时的组织纪律，这类做法性质就非常严重。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政治服从、组织集中，这不是形式，而是关系整个抗日统一战线能否稳住的大问题。

四

矛盾真正激化，发生在1938年前后。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主力，开赴淮南路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局战略。这个命令在军部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在高敬亭眼中却非常难以接受。

原因并不复杂。多年坚守大别山，他对那一片山河极其熟悉，也对那里的群众基础、游击环境有很深感情。在他看来，自己过去能在大别山挺过国民党坚决“围剿”，现在同样可以依靠这一带山地长期坚持，不见得非要冒险远赴新的区域。他对远离熟悉战场的安排一直有抵触情绪。

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问题出在态度和执行上。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多次强调，要服从统一部署，将第四支队主力调至淮南路东，形成与其他部队互相策应的态势。高敬亭却对命令“听得不太进去”，迟迟不愿执行。

1938年冬，新四军军部派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前往第四支队所在地区，专门做工作，希望高敬亭能够执行命令。郑位三等干部也参与劝说。据相关回忆，当时张云逸态度并不粗暴，而是分析形势，说明全局安排。高敬亭表面上听着，但内心还是更信自己的判断。

他一直坚持要把主力团留在大别山，把外出执行命令视为某种变通或“权宜之计”。经过一番较长时间的讨论和批评，第四支队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统一行动的重要性，多数人已经同意按命令转移。然而，高敬亭却反复徘徊，一会儿表示同意，一会儿又改变主意。

据当年的一些记载，他后来虽然勉强同意带队东进，却又临时下令九团停止出发。好在九团团长明确表示必须执行军部命令，坚持带队开拔，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加棘手。这一插曲，在军内的影响很不好，也直接加深了上级对他“无组织无纪律倾向”的担忧。

更棘手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向东转移过程中，第四支队的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因对转移不满，对形势悲观，竟然携带公款潜逃。这种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不仅动摇军心，还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很快震动了新四军军部甚至中央领导。

从组织角度看，杨、曹叛逃是个人严重违纪甚至叛变问题，但直接上级难辞其咎。高敬亭作为第四支队主官，在干部使用、日常管理上显然存在重大疏漏。用现在的话讲，他至少有“用人失察”“管理失当”的责任。

为了处理这件事情，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亲自赶到第四支队，召集干部会议，开展针对杨克志、曹玉福的斗争，意在肃清影响，稳定军心。但会议进行到一段时间后，情况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不少第四支队干部并没有把矛头只对准杨、曹二人，而是把长期积累的不满一并提了出来。有干部直言，高敬亭长期独断专行，搞家长制，用人偏向亲信，生活作风也有问题，更严重的是，多次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这些问题，在战争紧张阶段，有时被“战功”掩盖，真正集中摆到桌面上还是在这次大会上。

干部们的意见越说越多，层层推深，不少隐藏的历史问题也被一一翻出。会议的议题，就这样从“反杨、曹”的斗争，逐渐转向对高敬亭个人问题的集中批评，甚至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压力。

不得不说，这种转向是当时组织生活中的一种典型现象。长时间斗争中积累的问题，往往要借某个事件爆发出来。而在政治纪律越来越严格、抗战形势要求高度集中统一的背景下，对“个人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态度更加不能容忍。

五

在这场干部会和随后的组织处理过程中，高敬亭的问题被定性为“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邓子恢在多年之后回忆，他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拥兵自重、把部队视为私人势力”的倾向，是政治上极其危险的错误。

对于一个长期身处火线的指挥员来说，战功固然重要，但政治立场和组织观念则是“压舱石”。在党和军队的制度设计中，政治纪律始终被放在高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更明确要求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以防各自为战、各自谋划，损害全局。

从这个角度看，高敬亭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小脾气”“不合群”，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原则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对命令的迟疑执行，还是对组织安排的多次抗拒，都触及了那条不能跨越的“红线”。

干部大会结束后，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严肃处理。他被撤销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由中央派人接任。此时，已经在延安养病的徐海东奉命南下，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接过了这支队伍的指挥权。

这一更换，在政治上宣示的意味非常清楚：部队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兵”，一切须归统一领导。对高敬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从鄂豫皖的“独当一面”到新四军主力支队的司令，再到被撤职，他的事业轨迹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剧烈转折。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去慢慢修正。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加上一系列难以避免的误解、冲突，使得他的命运走向极为悲剧。在纪念他平反的文件中，“有功”“有错”这两点并列出现，体现了党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力求实事求是的态度。

六

纵观高敬亭的一生，从黄麻起义走上革命道路，到带兵在鄂豫皖坚持游击，再到改编为新四军后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他的战斗经历很丰富。他善于打仗，作战时勇敢果断，善用游击战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多次保住队伍、扩展根据地，这是许多战友公认的事实。

同时，长期在封闭、危险的环境里独立带兵，也让他养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性格倔强，脾气刚烈，身边人说他“耿直不服输”，这些特质在战斗当中，有时是优点，敢于担当，敢打硬仗；但放到严格的组织生活、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若缺乏自我约束，就很容易演变为“独断专行”。

邓子恢后来回忆时，并没有否认他的功劳，也不避讳他的严重错误。对这位旧部，在肯定与批评之间，态度是沉着而严厉的。他明确指出，高敬亭在政治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并不能简单用“脾气不好”来解释，更不能用过去的战功来抵消。

从历史资料看，高敬亭性格的一大特点，是非常看重自己亲手带出的部队。他习惯于把这支队伍视作“打出来的家业”，在干部任用、任务分配上，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熟悉的人、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平心而论，在早期鄂豫皖的孤立环境中，这种“个人威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维系了队伍。但当革命整体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统一领导成为铁律，这种习惯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带来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一些幸存的老战士，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情绪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记得这位司令员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也记得他在敌人重压之下咬牙守住根据地的坚毅；另一方面，对他在组织问题上的严重偏差，又不得不承认确实触犯根本原则。用他们的话说，“有功，也有大错”。

七

1977年4月27日的平反文件，把这位在抗战中牺牲的指挥员，又拉回到公共记忆中。文件指出，要为他恢复名誉，对其历史功绩作出恰当评价。三年后，1980年4月19日，在合肥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许多曾经的战友或部下，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缅怀。

这两件事，标志着对这段历史的整理进入了一个更为冷静、严谨的阶段。既不抹杀战功，也不回避严重错误，而是在尽量全面的史料基础上，给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对于研究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意义很大。

从更宽的历史视野来看，高敬亭的经历，折射出革命队伍从地方割据状态走向高度集中统一的过程。早期各地武装多有地方色彩，带兵的人也容易把部队看成自己的“嫡系”。随着形势变化，这种状态必须改变，否则就难以形成统一意志，难以承担更大规模的战争任务。组织一再强调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其实都是出于这个考虑。

在这一点上，他的问题具有某种典型性：敢打仗，会带兵，但政治认识没有及时跟上，组织观念仍停留在早期习惯之中。当环境变了，他却还用旧眼光、旧方式来判断，就很容易和上级发生尖锐冲突。对个人来说，这种冲突可能是一时的；对组织来说，却是不能放任的原则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在各个战区都容许“各顾各的”，各支部队都按自己的想法走，不服从统一安排，那么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因如此，在对待“个人贡献”和“组织纪律”的关系上，党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功劳再大，也不能凌驾于纪律之上。

回看高敬亭的一生，既见锋芒，也见缺陷。他在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他在政治纪律面前所犯的严重错误，也必须记住。对于后来者而言，这样一段经历，更像一面镜子：有功可以记，有错不能忽，只靠个人勇猛打天下的时代，终究要为更高层次的政治纪律和整体利益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