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芝士咸鱼

编辑｜野格

十点人物志原创

2022年4月，我们发布《抑郁症，正在吞噬我们的下一代》，首次将目光聚焦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此后几年，又相继推出《休学潮席卷小学生：每天只睡5小时，熬不动了》以及追踪休学青少年去向的《“休学潮”后续：中国超千万抑郁青少年的出路，不止一种》，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今年是“十点人物志”连续第四年深入探讨青少年心理议题。然而，问题非但未见缓解，反而一年比一年更为严峻。随着大量案例的积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逐渐浮现：许多摇摇欲坠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濒临崩溃的父母。

父母的心理困境常常被忽视，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同样真实而沉重。《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20.2%的患儿家长有高抑郁风险，是全国普通人群的四倍；近半数家长（49.2%）感到重度照顾负担，不仅自身心理健康受损，也影响了家庭的整体氛围。

图源：渡过《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三部曲”系列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最初，她只是察觉到自己孩子的情绪变化；随着与更多休学家庭、心理咨询师以及学校校长的深入对话，她意识到，这并非个别家庭的困境，而是一种正在蔓延的时代症候。

于是，她写下《要有光》，从滨海、京城到丹县（除京城提到的海淀外，其余为化名）展开田野式书写叙述。地域不同、生存背景各异，这些家庭面临的困境却惊人地相似——许多父母在孩子彻底崩溃后才意识到严重性，有些父母甚至比孩子更早陷入心理危机。父母与孩子身处同一场风暴，以不同的方式承担着难以言说的代价。

我们和梁鸿教授进行了对话，这篇文章无意归咎于任何一方，而是希望呈现：在系统性压力下，休学家庭是如何一点点裂开，又应当怎样在破碎与错位中重新尝试理解彼此。

梁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抑郁家庭，是谁先病了

“他们也在苦海之中。”

——摘自《要有光》

2022年8月的一天，16岁的雅雅在家中突然崩溃。

那天，妈妈的朋友来探望，反复劝她“要坚强”“别太脆弱”。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她瞥见一旁默默流泪的妈妈，感到难以承受的绝望。下一秒，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挥舞，并未伤人，却因此被送入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

这场崩溃早有预兆。就在四个月前，雅雅已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并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但药效有限，她的情绪持续低落，整日昏昏欲睡，食欲减退。

更深层的压力，埋藏在她的成长轨迹里。雅雅从小是父母的骄傲，一路考进全市最好的中学。高一那年，她在班里的排名下滑，压力如潮水般涌来。最焦虑时，光是坐在教室里听同桌翻试卷、写字，她就浑身冒汗，满脑子都是：“她会不会超过我？”后来，一想到考试，她的手就控制不住地发抖。

雅雅生病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沉重。“我找妈妈倾诉，她比我哭得还厉害；我沮丧，她比我更沮丧。”爸爸则更加失控，有次甚至跪在地上磕头哀求：“你快好起来吧，我们都受不了了。”

在家里感到痛苦的少女，《狗十三》剧照

雅雅开始看精神科的那一年，也正是梁鸿将目光投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起点。作为一名写作者，也是一位海淀妈妈，她对这类议题有着天然的感知力。在与周围北京家长的交谈中，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正被情绪问题困扰。

数据印证了她的观察。《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在12至18岁的青少年中，24.6%出现了抑郁症状，其中7.4%为重度抑郁症。而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群体的抑郁检出率更高。

梁鸿并非心理学家或社会学专业人士，她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靠近并记录下这些家庭的真实处境。她想追问：“在漫长的陪伴和养育过程中，我们究竟在哪些关键时刻错过了孩子？”

她在网络上发起信息征集，雅雅是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主动回应的孩子。访谈中，这位少女展现出的敏感与思考深度令梁鸿震撼，雅雅说：“如果我的故事能让别人看到，哪怕他们只能获得一点点信心，我也觉得值得。”

此后三年，梁鸿陆续又走访了数十个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孩子的家庭。她发现，当孩子陷入心理危机时，本该成为支撑的父母，往往自身已经不堪重负。

这种困境不分地域或阶层。无论是大城市中产家庭，还是小城普通家庭，面对孩子的情绪问题，家长们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否认、回避，甚至在孩子面前率先崩溃。不少家庭都出现父母与孩子同时服用抗抑郁药的情况。

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讲述家庭中扭曲的亲子关系

生活在北京的陈清画一家是典型的中产家庭。儿子吴用热爱数学，却厌恶机械的刷题训练。他从某一天开始拒绝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陈清画不敢打扰，只能悄悄站在门外，屏息听着房间里的细微声响。有时孩子毫无回应，她便觉得整个世界成了灰色，茫然无措。

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里，杜梅的家庭同样深陷痛苦。她有两个孩子：女儿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儿子则患有精神分裂症。她自己严重失眠，靠药物勉强入睡，自己服药外，每天还要监督孩子们按时服药。女儿频繁拒绝上学，母女之间因此爆发一次次漫长而疲惫的争执。

对许多父母而言，孩子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刻，自己的人生仿佛也随之停滞。有人辞去工作，全天候陪护；有人奔波于医院、学校与家之间；还有人尝试转学、旅行，希望换个环境能带来转机。然而，家庭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不断加剧。长期的压力与焦虑，已将他们的承受力推至临界点，崩溃只在一线之间。

妈妈们的困境

“她像经历了一场地震，过去所做的一切，成为妈妈的喜悦，为妈妈这个名头付出的努力、每一天的殚精竭虑，都被完全否定。”

——摘自《要有光》

但即便同为父母，面对孩子生病时的反应与承受的压力，女性与男性往往并不对等。

梁鸿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大多数孩子的冲突都是和母亲发生的，母亲好像成了迫害者。而这背后，是父亲的缺席。”

雅雅深陷情绪漩涡时，仍敏锐地感知到妈妈的崩溃。为了陪伴她，妈妈不得不频繁请假。每当看到她痛苦挣扎，妈妈束手无策，只能一遍遍无助地说：“让妈妈来替你吧。”

崩溃无助的妈妈，《小欢喜》剧照

爸爸在雅雅的记忆中始终是缺位的。从小，他很少关注她的情绪，也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生病后，爸爸的反应更加极端：有时摔门而出，远远躲开哭泣的妻子和女儿，有时则把矛盾指向妻子，指责她“教育失败”，认定是她的过错导致了孩子的问题。

“在家庭内部，一种无意识的分工依然根深蒂固。”梁鸿分析道。尽管现代社会倡导性别平等，女性也早已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生活，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在悄然运作，育儿责任仍被默认为母亲的天职。

内蒙古大学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女性的总劳动时间远超男性，平均每天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上投入超过3小时。其中就包括大量看不见却耗神的情感照料。

许多母亲不仅承受着孩子病情带来的巨大压力，深陷自责与无助之中，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二次伤害：“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图源：《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丈夫的沉默和回避，进一步加重了她们的无助感。陈清画的儿子刚开始休学时，她常常在工位上控制不住地流泪，却不知该向谁倾诉。即便是最亲近的丈夫，每当她试图沟通孩子的近况，换来的往往是敷衍：“管他干什么”“我开会了”，随即挂断电话。

一次，夫妻俩一同去见家庭心理咨询师。咨询师提醒他们：“孩子出现问题，一定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接着补充道：“即使家里没有暴力，也不能代表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可能更隐蔽、更严重。”

全家一起接受心理咨询，图源：《小欢喜》剧照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陈清画的好友文莉身上。文莉一直信奉“快乐教育”，但儿子进入高中后逐渐拒绝上学，休学一年仍无复学迹象。她的丈夫是科研人员，专注学术，这曾是文莉欣赏他的原因。可婚后，他长期泡在实验室，对孩子的情绪变化毫无察觉。当问题爆发，他的第一反应是归咎于妻子对孩子成绩不上心，而孩子又过于娇惯自我。

文莉曾尝试推动改变，让丈夫更多参与孩子的生活。丈夫起初也答应了，下班回家做饭，陪孩子写作业，但父子间始终没有太多交流，几天后，他感到“孩子似乎并不需要我”，于是再次回到了实验室。

梁鸿指出，这并非指责所有父亲都不尽责，而是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家庭内部的结构与责任分配。父亲不只是经济支柱，还需要成为情感支持的一部分。唯有父母共同承担养育中的情绪劳动与陪伴，家庭才能形成合力，一起面对孩子成长中无法回避的困境。

被成功学捆绑的社会

“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挣来钱，获得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父母要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

——摘自《要有光》

孩子究竟为什么病了？

梁鸿是七十年代生人。在她的成长记忆里，上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路径。

而今天很大一部分孩子，物质条件远胜从前，却似乎被困在更狭窄的生存通道里。他们从小出入博物馆、游走于互联网，在信息洪流中早早看见世界的辽阔与多元；可一旦进入初高中，便被迅速塞进应试教育的“模具”，成绩成为唯一标尺，成功被简化为“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

这种剧烈的割裂感，让许多思辨性更强、更敏感的孩子陷入困惑：如果世界如此丰富，为何我的人生只能有一条路？

丧失意义感，困扰着很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在梁鸿走访过的县城里，一位高中女孩在自杀前曾与班主任对话，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绝望。她成绩不理想，认定自己考不上大学。即使侥幸考上，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班主任以为这是考前焦虑，安慰她说：“只要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但几天后，女孩喝下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学有什么意义？”或许是许多不愿返校的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叩问。

曾几何时，“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获得好工作”是一条被广泛信任的人生路径。但如今，这条路径的确定性正在被瓦解。尽管每年有数百万学生升入本科，能进入“双一流”高校的仍是极少数；即便手握名校文凭，也未必能换来体面安稳的工作。“好成绩等于好未来”的神话逐渐破裂，许多年轻人因此陷入深深的迷茫。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指出，这种困境源于一种名为“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社会逻辑：它将个人价值等同于才能、努力与成就，并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失败也归咎于自己。

“当人们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桑德尔写道，“那些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反而承受着沉重的竞争压力，抑郁和焦虑成为普遍现象。”

《精英的傲慢》作者提到自己写书的初衷是为了激发更多人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

这种逻辑不仅塑造了孩子的自我认知，也深深绑架了父母。在北京海淀，陈清画、文莉等母亲曾在一次聚会中讨论：“如果当初让孩子上职高，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话音落下，一片沉默。在场的父母都是通过奋斗从外地考入北京、安家立业的一代人，曾是教育筛选中的“幸存者”，从未真正考虑过孩子向下流动的可能。

当一个人的价值被简化为成就，亲情也难免被异化。当儿子李风持续拒绝上学、对一切失去兴趣时，文莉对他产生了厌恶感：“我讨厌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她清楚，孩子一定能感受到这份隐秘的失望。

这样的想法捆绑了孩子也捆绑了自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否定不仅来自家庭。文莉曾带儿子去一家连锁快餐店应聘，店长得知他未满18岁且高中未毕业，直接拒绝：“一是未成年，二是这里不是接收站，谁来都可以。”那一刻，她意识到：即使是陌生人，也在用同一套标准审判她的孩子。

事实上，在成功学主导的逻辑里，没有真正的赢家。无论“胜出”还是“淘汰”，所有人都在为一个虚幻的标准付出代价。

正如一位豆瓣读者在书评中写道：“如果读完这本书只觉得‘有的父母不配当父母’，那其实挺遗憾的。书中呈现的是结构性问题——人被工具化，家长何尝不是在承受痛苦？”

梁鸿认为，唯有打破对成功的单一想象，才能真正解放两代人。当长期的学业压力已让孩子身心俱疲，父母或许可以尝试接受另一种可能：“孩子能在某个领域投入热情，哪怕未来月入三千，未必不是一种成功。”

在破碎和错位中相互理解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摘自《要有光》

在漫长的痛苦与反复中，一些父母开始照望自身，也重新审视与孩子的关系。

雅雅妈妈意识到，这些年她几乎把全部生活都绕着女儿打转，看似无私，实则给孩子施压，她从未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那份窒息感。后来，她试着把生活重心移回自己身上：去逛街、看电影、读书，练习做一个不靠牺牲来证明爱的母亲。

陈清画也在追问自己：“为什么没能更早看见孩子的痛？”她曾以为送儿子进双语幼儿园、报兴趣班，就是托举他的未来，却未察觉，那些精心安排也可能成为枷锁。即便她口头认同“刷题伤害思维”，行动上仍不断催促孩子多做几道题，不知不觉，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

还有一位农村母亲，生计已捉襟见肘，却仍在读心理学书籍，只盼能借此读懂孩子的心，陪他走出深渊。

但改变并不容易。开补习班的阿叔曾对梁鸿说：“很多家长冥顽不化，与其指望他们改变，不如直接帮孩子。”起初她觉得这话太绝对，但在走访数十个家庭后，不得不承认：许多父母确实困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难以挣脱。

雅雅也深知这一点，她认为父母很难真正改变。但冷静下来，又能看到更深的根源：“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精神上给我爸妈的都不是很好的东西，这导致他们会用在我身上。”

“创伤是一种必然。”梁鸿在采访中说道。她指出，每个人都是带着某种创伤生活，它可能来自家庭、教育、成长环境，一代代人承袭着相似的话语、习惯与期待，把未被疗愈的痛，误当作爱传递下去。

但她也强调，觉察是改变的开始。即使无法彻底疗愈自己，父母至少可以学会辨析：不再理所当然地将未曾解决的创伤，复刻到下一代身上。

于是，她将书命名为《要有光》——那束光，不只为照亮孩子，更要照亮整个家庭幽暗的角落。

梁鸿新书《要有光》

书出版后，有读者开始思考：能否在问题爆发前，就看到亲子关系中那些长期积累的错位？这让梁鸿感到欣慰，哪怕只是细微的改变，也意味着光照进了一些地方。

但她也清醒地知道，现实依然残酷：休学家庭普遍缺乏社会支持。精神困境不像发烧或骨折，没有清晰的诊疗路径。“孩子看起来好好的，为什么病了？”“到底该不该吃药？”面对这些困惑，父母们常常得不到确切答案，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本着最朴素的心来写下这些故事，我看到了，我琢磨了，尽全力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这就完成了第一步。”她说。

梁鸿

在书的后记中，梁鸿称，自己的目的从来不是控诉家庭、教育体系或是社会系统，而是试图捕捉藏在日常话语和行为里的细小节点，正是这些微妙的瞬间，悄然改变了一个孩子、一段关系，甚至决定了事情何时发生质变。

她始终记得一个孩子对她说的话：

“没有一个整全、美好的家庭概念。创伤是生命的本质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往前走，在一种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