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普法”怎么能让人看进去？今日上线的普法题材短剧《银杏法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解法：后妈和儿子抢遗产，女儿居然帮后妈？看似是热闹的家庭伦理剧，但观众们一边“在线吃瓜”，一边接受着润物细无声式的普法。

它以一个普通家庭的遗产纠纷为小切口，折射出法理与人情的拉扯，为“短剧+普法”的创作模式，提供了一个可借鉴、可参考的新样本。全剧用30集的篇幅讲述了这场离奇的家庭遗产纠纷案。林小雨作为后妈的代理律师，状告亲弟弟林小川非法侵吞父亲遗产，维护了后妈应得的遗产继承权。

目前市面上，这类具备社会价值的短剧并不多，主要是其创作难度大，既要兼顾传播性，又要寓教于乐，承担一定的教育价值。过于追求传播属性，就会显得其中的法律不够严肃，过于严肃，又会很难传播。

因此，如何平衡普法短剧的内核与形式就成为创作中的一道必答题。

《银杏法庭》的主创们给出的答案是，让故事先行，讲故事和普法相结合，不让角色陷入到长篇大论解释法条中去，而是用行动表现。总结来说，就是“少说多做，情绪优先”，让观众在最短时间内被情节拽进去，而不是被台词教育。

这类短剧可能很难用单一的数据去衡量它们的全部价值，但无论何时，它们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正向价值观。

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喊“短剧+”的口号，可“+什么”“怎么+”，却是很多创作者难以突破的瓶颈。

《银杏法庭》就属于“短剧+普法”一类。它没有生硬地将普法与短剧拼凑在一起，而是将枯燥的法律知识与紧凑的短剧节奏紧密融合，让观众在看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法，完全感受不到丝毫的说教感。

这一切，都离不开编剧在剧本层面的精心打磨与用心设计。

首先，是在人物设定上下了功夫。

女主林小雨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从政法大学学成归来之后，帮助后妈和自己的亲弟弟打遗产继承官司。遗产纠纷、亲情绑架、法理人情，这些矛盾点从人设上就自带短剧式冲突。

为了让观众快速get到剧情走向，编剧一开始特意给林小川这个人物贴了“不孝子”“忘恩负义”这样的反派标签。但是又在后来的剧情走向中，设计了“成长锚点”，给他留足变“好”的空间，让他的人设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有冲突感，也更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其次，是在剧情走向上添加了更多情绪化元素。

编剧说：“经过内部探讨，我们觉得，剧本不能太过强调法律知识的传达，而失去短剧最核心的武器——情绪。”说白了，不管是普法剧，还是短剧+其他目的，它首先是一部短剧，是一个故事，然后才有其他。

比如，在《银杏法庭》第一集就出现了反派林小川踹开后妈房门，带人打砸抢的场景；在庭审外的基层民众们认识到林小川的真面目后，有人义愤填膺地表示，不赡养老人，该判刑；还有人认为，林小雨的父亲重男轻女，最后被儿子下药迫害，是活该。

第三，在严肃的法律之外，多了一些情感细节。尤其是剧中，女主与后妈的双向互助和救赎，令人印象深刻。

从剧中的人物关系来看，林小雨和林小川是亲姐弟。后妈与两人都没有血缘关系，却将其抚养长大，并对林小雨格外呵护。如果没有后妈，她可能连读大学的机会都被父亲剥夺了，更别说成为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正是后妈对林小雨的恩情，后来，后妈在跟亲弟弟林小川打官司的时候，林小雨才会挺身而出，作为律师为后妈辩护，为维护后妈应有的权利据理力争。最终，打赢了官司。

那一刻，她是后妈的代理律师，也是后妈的女儿，更是两代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和救赎的缩影。

在编剧看来，法律问题，尤其是亲人之间的法律问题，通常涉及到亲情伦理与公平正义之间的纠结。这种在框架下寻求正义的过程，比单纯的情感冲突更有层次感，会让人物会爆发出最真实的人性光辉。

在这部短剧中也是如此。在庭审即将结束时，即便道德败坏的林小川败诉已成定局，他的后妈依然愿意为他求情，家人依然愿意给他悔过的机会。

毕竟，法律判决可以厘清是非，但真正修复裂痕的，依然是人性中善的光辉。

有了好故事这个坚实的内核，再悄悄“夹带”一点普法的“私货”，观众们就会更容易接受，也能真正学到有用的法律知识——这正是《银杏法庭》最聪明的地方。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普法，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对基层普法并不是让每个群众都非常清楚具体地知道每条法律条文，而是要培养大众对“法律”的感觉。法律条文浩如烟海，而且其中的细节即使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要研究之后才正确的利用，但是如果有了对“法律”的感觉，大家就可以在面临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有个大概的处理倾向。相比之下，可能后者更重要。

《银杏法庭》用接地气的方式，给大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通过庭审公众开放日，居中的群众成为了观众的嘴替，提出各种朴素的疑问，由专业的法律专家来作答，最大限度地科普了法律，让群众在故事中感受到法律的精神和原则。

比如，观看庭审过程时，有人说，后妈是嫁过来的外人，不该继承遗产，儿子继承才是天经地义。这就很明显混淆了惯例和法律。接着就有人互怼说，女人也要一辈子照顾老公，照顾孩子，很辛苦，怎么就不能继承遗产了呢？专家表示，法律规定，配偶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之后才是子女。

这样的科普，不生硬、不刻意，顺着剧情和群众的议论自然展开，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就纠正了固有误区。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庭的作用就是在各方说法中找到真相，还各方公平公正。《银杏法庭》的庭审戏，更贴近基层法庭的真实模样。在这部短剧中，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庭审现场和全流程。

法庭公开日群众之间的讨论不断推动着剧情的走向和发展。

当庭审中，林小川说，三年没回来后，有人义愤填膺，情绪激动地说，三年不回家管父母，还有理了？再忙也不能不管老人啊，这种人就该抓起来判刑；当林小雨落入下风时，他们就在讨论，原告的代理律师打过上百个这样的官司呢，不好对付；当林小雨亮出新的证据时，他们又在讨论，这丫头要亮出杀手锏了。

说到底，《银杏法庭》其实是选取了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的典型案件进行模拟庭审，给百姓普法，让他们知道一些最朴素的法律常识。比如，什么时候可以用法律，法律和道德有什么不同；比如法律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法律大部分情况下只认事实，但也认真相。

“这个故事看完之后，会对上有老人，下有子女的这一辈人，有很大的帮助意义，告诉他们要怎么处理一些家庭纠纷，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遇到类似的事情，两眼一抹黑。”该剧导演朱海龙希望，通过《银杏法庭》让大家认识到，公检法距离大众生活并不遥远，要对法院、法庭抱有敬畏之心。

很显然，这样的目的是达到了。

如今的短剧市场，早已进入“内卷”时代，各大平台充斥着甜宠、霸总、穿越、重生等题材，剧情悬浮、脱离现实，过度追求娱乐化，却忽略了短剧的社会价值。像《银杏法庭》这样的普法剧更是凤毛麟角，稀缺的背后主要是卡在创作层面。想要将好故事和普法塞到一个短剧里，很难。

在创作《银杏法庭》故事过程中，编剧和导演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怕过分专业的法律知识，会消解掉故事本身的情绪和情感，怕“普法性质”大于“短剧性质”，让一个短剧故事变成一个普法专栏。

因此，主创们在早期选材的时候，就在着力的去避免太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过于“高大上”的法律案件。最终，选择了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几乎和每个人生活都相关的“遗嘱继承案件”。

要处理故事和普法的关系，编剧的经验是强化故事的娱乐性和艺术性，用娱乐性、艺术性驱动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以法律相关作为关键节点，为故事带来转折和发展，同时实现短剧普法功能。反过来，也可以用法律相关的知识制造与其他短剧差异性，让观众获取新鲜感，感受到短剧的娱乐性质。

普法短剧，是以普法作为最终目的，但不能以普法作为故事的主体，能够吸引观众的仍然只能是故事本身。一切其余的东西都建立在一个有趣的故事之上，价值、知识、情怀、情感，都需要铺垫，需要在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基础上慢慢的培养观众的耐心和注意力。普法内容，只能作为与其他剧、其他作品的差异化内容去展现，或许会为故事带来不一样的色彩，但是一个短剧的基础仍是故事本身。

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都不只是用来娱乐的，更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通过一个作品，讨论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公众对现实的思考和广泛的社会讨论。《银杏法庭》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华丽的包装，只用一个普通家庭的纠纷，就折射出了法理与人情的碰撞、人性的复杂与温暖，既普及了法律知识，又传递了正向的价值观，实现了娱乐性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银杏法庭》算是普法剧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一次成功案例。它用实际行动证明，“短剧+普法”的模式，并不是行不通，只要找对方法、用心打磨，就能做出既好看又有价值的作品。

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跳出流量的桎梏，多关注现实、多挖掘有价值的题材，打造出更多像《银杏法庭》这样具备社会价值的优秀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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