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绝非鼠疫因素导致，将其归结为鼠疫，是对明末复杂历史格局的片面简化；而网络流传的 “崇祯十六年北京鼠疫导致人口减半、守军崩溃” 等说法，更是缺乏史料支撑的网文臆造。以至于AI也和我如此说，AI甚至脑补逻辑说，明朝的官员投降是因为鼠疫，甚至刘宗敏拷虐明朝官员，也是因为感染了鼠疫才发疯，如此为了正本清源，我摘录专家的文章，进行批驳。

先说谣言：

这场大鼠疫最早在山西爆发（崇祯六年，1633年），然后随着流民和商路传到了陕西、河北。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瘟疫就已经传到了北京城。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也就是李自成进京的前一年，北京城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据统计，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大约在80万到100万，这场瘟疫（被称为“疙瘩瘟”或“羊毛瘟”）导致了约20万到40万人死亡。街上连小孩都看不见了，十室九空，甚至出现了“鬼兵”的传言（其实是饿死、病死的人太多，导致精神恍惚的幸存者）。当时有人形容北京是“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守军崩溃： 这是最致命的。明朝驻守北京的京营军队原本有十多万，但经过瘟疫的洗礼，兵力折损过半，剩下的人很多也是病恹恹的，连兵器都拿不动，更别说打仗了。

李自成不战而胜： 当李自成的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面对的是一座已经失去抵抗力的城市。守城的士兵“鸠形鹄面”（饿得皮包骨），甚至传说守城太监因为绝望直接打开了城门。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前，其实已经发现调不动军队了。不是士兵跑了，而是死的死、病的病，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防御。

虽然瘟疫帮李自成拿下了北京，但并没有让他笑到最后。李自成的军队进城后，也染上了鼠疫。虽然有说法认为因为天气转暖，肺鼠疫没大规模爆发，但他的部队确实出现了疫病，战斗力大减。无力抵挡清军： 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在山海关面对吴三桂和清军联军时，虽然人数占优，但打得并不漂亮，很快就败退了。身体虚弱的“大顺军”根本不是满洲“铁骑”的对手。

以上谣言缺乏基本常识。

判断明末北京是否存在大规模鼠疫，首要依据是亲历者记录与官方文献，而现存史料完全不支持 “鼠疫致北京十室九空” 的说法。

甲申之变（1644 年）亲历者留下的私人笔记多达数十种，如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张怡《謏闻续笔》、陈济生《再生纪略》等，这些文献对大顺军进城、官员投降、崇祯自缢等细节记载得极为详尽，却无一字提及北京爆发大规模鼠疫。若真如网文所言，北京城死亡 20 万 - 40 万人，街头 “人鬼错杂”，那么亲历者不可能对此类惨烈景象视而不见。即便是提及 “疫病” 的零星记载，也多是监狱、灾区等局部区域的小规模病患，与 “全城半数人口死亡” 的说法相去甚远。

明清官方正史的佐证《明史》《崇祯长编》《清世祖实录》等官方史料，对明末北方的饥荒、流民、战乱记载详实，但关于北京鼠疫的记录近乎空白。

北京城市里有名有姓的人实在太多了，光是清修明史里那些官员的列传都是一大把。如果真的是一座城市，像网文说的一半的人口死于瘟疫，那些朝廷官员难道能幸免？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明史》或《崇祯长编》，凡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死于所谓瘟疫的！更不必说集中在崇祯十六年这一年的短短几个月内了！

唯一能勉强关联的，是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的一道谕旨 ——“谕刑部：‘天气严寒，闻狱中病疫颇多，情轻官民各犯，准暂行保候，一面讯审速结，以昭朝廷轸恤至意。未结者，三月初旬收监’。”皇帝因 “狱中病疫颇多”，允许轻罪囚犯保候。这恰恰说明当时的疫病是局部、小规模的：若全城真爆发致死率极高的鼠疫，监狱作为卫生条件最差的场所，囚犯理应大规模死亡，而非仅 “颇多” 病患；且谕旨中毫无赈济全城、防控瘟疫的举措，与大规模瘟疫下的朝廷应对逻辑完全不符。

上层人物的 “零死亡” 反证鼠疫的传播性与致死率不会因身份地位而区别对待，这是基本的医学常识。宋元时期的瘟疫中，蒙哥汗、宋将王登等高层人物均死于疫病，便是明证。

更关键的是，清军在占领北京后，随即从关外迁移70万满人与包衣进驻内城。若当时北京是鼠疫疫区，多尔衮不可能做出 “举族迁入疫区” 的决策，这是对基本逻辑的无视。

稍对明末历史有常识的人都会清楚，在孙传庭全军覆亡，西安失守，榆林卫陷落后，整个北方明军除了吴三桂，马科，唐通，黎玉田率领的约七万关宁边军残部外，已经没有任何像样的力量。李自成率领大军从潼关出发进军北京，除了在宁武关进行了3天比较激烈的战斗外，基本是兵不血刃的收取了山西，河北，山东数百州县。当时明兵部的题报公开承认“死贼假仁假义，众心如醉如痴。”“迎贼如狂”。腐败愚蠢的明庭早已民心丧尽，整个北方的官意民意已经全部倒向自成。马科，唐通这种在辽东颇有战功的老将，也未经一战就率领2万多部队投降了自成，无兵可守的北京轻易陷落是个自然的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明粉还非要找个老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