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广州城内，南风并未吹散政治舞台上空弥漫的紧张气息。一场被视为中国革命前夜里程碑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此拉开序幕。然而，一份本应指引方向的《大会宣言》草案，却在正式通过前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阻力。它的命运，以及国共合作的未来，似乎都一度悬于一线。外界或许只看到了最终的成功，却未能察觉，其背后一位苏联顾问如何力挽狂澜，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这场博弈的波澜，远比历史书页间寥寥数语所能承载的更为复杂。暗流涌动：一份文件的“生死劫”国民党内部，反对的声浪早已暗潮涌动。那些被称为右派的元老，对宣言的内容以及国民党改组的提议，表现出极度抗拒。他们日复一日地组织会议，他们的脚步匆匆，频繁奔走于孙中山的住所。这些拜访，绝非简单的寒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为了施加更为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担心国民党会因此“赤化”。这种言论，旨在制造恐慌，阻止任何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改革。

他们远不止在广州本地进行游说。通过各种渠道，这些右派元老们积极鼓动身处海外的国民党成员。他们煽动海外党员们向广州发来大量的电报，电报中充斥着对国民党未来走向的深切担忧与质疑。他们甚至还试图在一些原本倾向于左派的队伍中散布谣言，制造内部的混乱与分化。比如，在关于土地储备条款的讨论中，这种干扰就直接导致了相关内容的被删去。所有这些行动，都明确指向一个目标：阻止《宣言》的通过，并挫败国民党改组的努力。这种持续的攻势，无疑给孙中山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他素来秉持“尊敬前辈”的政策，这使得他在这些压力面前，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甚至一度提出，希望以自己亲手起草的《建国大纲》，来取代这份争议不断的《大会宣言》。在孙中山看来，这份《宣言》中包含的一些原则，可能会引起国内外多数支持者的反感。他认为这些原则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徒增阻力。所以，他更倾向于用自己更具个人色彩的纲领来替代它。然而，对鲍罗廷来说，《宣言》绝非可有可无。他明确指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听起来有些空想。鲍罗廷认为，这份纲领并未真正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局势，也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他坚信，《大会宣言》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它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原则，更是对中国当时迫切问题的直接回应和回答。这份文件能够将国民党内所有精明能干的革命者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国民党改组，以及国共合作的启动，对莫斯科的“东方战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深知《宣言》的通过，是实现这一宏大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他绝不可能退让。鲍罗廷：外交家的“绝地反击”面对孙中山的动摇和国民党右派的强大阻力，鲍罗廷并未退缩。他深知，要推动《宣言》顺利通过，首先需要统一共产党内部的思想，确保其在大会上的表现足够出色。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两天，也就是1924年1月18日，鲍罗廷在广州召集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与会者是大约二十名中共代表，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和毛泽东等重要人物。这是一场“自己人的会”。鲍罗廷亲自主持，详细讨论了中共代表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工作方式。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与，更要表现出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出色的政治能力。会议还深入分析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中存在的分歧点。鲍罗廷还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为共产党在大会中的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

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共在大会期间的工作方针，为中共代表在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良好举止”和积极参与，甚至赢得了苏俄驻华全权特使加拉罕的赞扬。大会开幕后，1月21日，国民党一大开幕的第二天，主席团成员林森代行主席职务时，公开在会议上赞扬了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中的贡献。这表明，即使是反对改组的右派，也无法完全否定他的努力。孙中山本人也对鲍罗廷的工作表示了满意。他致信苏俄外长契切林，表达了对鲍罗廷的高度认可。这些都为鲍罗廷接下来的关键斡旋，营造了有利的政治氛围。然而，真正的考验发生在大会进行到第四天，即1924年1月23日。此时，孙中山的动摇达到了顶点，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鲍罗廷立即与孙中山进行了一场深度会谈。他坚决拒绝了孙中山用《建国大纲》代替《宣言》的提议，再次强调了《宣言》作为指导性文件的不可替代性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舒尔曼事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

在这场关键的会谈中，鲍罗廷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当时，发生了所谓的“舒尔曼事件”。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被媒体断章取义，广泛报道，损害了孙中山的爱国声誉。媒体的错误报道，让外界对孙中山产生了误解，认为他可能在对帝国主义势力妥协。这无疑让孙中山本人感到非常恼火和困扰。鲍罗廷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作为说服孙中山的突破口。鲍罗廷抓住机会指出，在大会上公开发表《宣言》，并同时公开驳斥帝国主义的干涉，是孙中山洗刷冤屈、消除外界妥协臆测的绝佳机会。他强调，通过《宣言》能清晰表明国民党反帝的立场。他向孙中山发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您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这句话直指孙中山内心深处对西方国家的幻想，挑战他的固有思维。鲍罗廷紧接着抛出更尖锐的质问：“您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是想和帝国主义国家一起反对受压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是想为了争取正义而战？”这迫使孙中山必须面对一个非此即彼的重大选择。鲍罗廷的推理、劝说和鼓舞，最终成功地动摇了孙中山。他看到了鲍罗廷的坚定，也明白《宣言》势在必行，无法再退后。孙中山最终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

他决定不仅要通过《宣言》，而且将亲自在大会上作精彩的报告，以压倒性优势推动宣言获得通过。在投票环节，孙中山率先投下了赞成票，为宣言的通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鲍罗廷坚持了《宣言》的优先地位，但他也在策略上做出了一个微小的让步。他同意在通过《宣言》的同时，也公布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然而，鲍罗廷私下预判，这份纲领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大会启示：革命进程的新篇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大钟楼旁的大礼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和海外的160多位正式代表，以及近200名列席代表，齐聚一堂。大会现场布置庄严，气氛热烈而又庄重。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大会的进程，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然而，在会议的第五天，即1924年1月25日，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全场。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不幸逝世。这个消息，在几天后，即1月25日，传到了遥远的广州。当孙中山得知这一噩耗后，他毅然中断了大会议程，向全体代表宣布了列宁逝世的消息。

孙中山在大会上极力赞颂了列宁的伟大贡献，表达了深切的哀悼。这是鲍罗廷首次以如此重要的方式走上大会前台，他发表了题为《列宁之为人》的演讲，声情并茂地缅怀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大会决定向莫斯科发唁电，以表达对列宁的深切哀悼。为示敬意，大会甚至决定“延会三日”。广州的各机关单位也下半旗致哀，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悲痛气氛。在列宁逝世后，国民党一大主席团成员胡汉民，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唁电。他还邀请全体代表，向鲍罗廷鞠躬致哀，以表达对列宁的敬意，以及对鲍罗廷的慰问。此次事件，无疑推动了“以俄为师”的氛围在大会期间迅速高涨。它进一步加强了国共两党与苏俄之间的联系，使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纽带变得更为紧密。大会最终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文件，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在法律层面获得了正式批准。刘芷芬在总结大会意义时指出，这次大会的召开，意味着国民党与时俱进。孙中山在闭幕词中也强调，要“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改革，使得共产党人得以进入国民党领导职位。这不仅加强了两党的合作，也公开承认了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后续的革命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大会，也成为了鲍罗廷在广州活动的一个高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在实践层面上的正式开端，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此次大会被视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值得一提的是，国共合作的理念最早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然而，这一设想得到了列宁的积极支持。早在1922年1月，列宁甚至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详细询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列宁深刻明白，国共合作对苏俄的“东方战略”具有巨大的意义。他的远见和支持，为后续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的努力，提供了坚实的国际背景与战略指导。回望1924年那场国民党一大，其《宣言》的成功问世，无疑是当时中国政坛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它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里程碑，更是鲍罗廷个人智慧、坚定与策略的集中体现。这份来之不易的《宣言》，连同紧随其后的列宁逝世所激发的全国性悼念热潮，共同铸就了“以俄为师”的时代底色，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