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来聊儒家。

儒家几乎所有的“恶”都与法家有关，当然，这笔账算在儒家头上也没毛病，法家本就是在儒家这棵树上结出的“恶果”。

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这后来成为区分儒家正宗与异宗（即法家）的重要标志。

后来，儒家在“异宗”的路上越走越远，与世俗权力勾肩搭背、眉来眼去。

谭嗣同“二千年国学皆荀学”的概叹，就是由此而发。

但儒家的恶，实事求是地讲，还远说不上系统性的崩溃。

不仅如此，当神权与贵族阶层这两大制衡王权的力量双双退场后，我们的文明并没有因此陷入权力的单极失控。

就是因为儒家伦理精神底色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我们独有的、柔性的、动态的制衡体系。

儒家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尽管因为权力天然的侵略性一直在衰退，但一直都在。

它靠的不是武力、不是法律，甚至不是制度，靠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共识。

儒家，始终是套在历代皇帝脖子上一条柔软却异常坚韧的“缰绳”。

历代皇帝的老师都是当世鸿儒，他们给皇帝讲的道理几乎千篇一律：你不是神，你只是一个“奉天承运”的人，你的权力是有边界、有条件的，那就是“修德爱民”；史书上怎么写你，取决于你的作为，取决于天下读书人的集体共识。

我们不要被有些影视作品骗了，以为皇帝一言九鼎、为所欲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自汉魏一直到隋唐初期，世族门阀的力量强大到一度可以平视皇权，世族除了拥有庞大的庄园、依附的部曲这些“硬实力”，还通过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文化垄断输出“软实力”。

在西晋初年，出身北海刘氏的刘毅，当面说一代雄主晋武帝司马炎连“桓灵”都不如，因为桓灵卖官，钱入的是国库；陛下卖官，入了自己腰包。

被“肚量大”的司马炎机智化解：桓灵时没人敢这样和皇帝说话，你敢这样说，说明我还是比桓灵强啊。

是肚量大么？是来自世族的制衡“硬”。

如果皇帝的一项政策遭遇世族门阀的集体抵制，是很难推行的。

科举兴起后，世族逐渐消亡，但相权和谏议很快成为新的制衡力量。

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再到明朝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相权的形态虽然在不断变化，但相权始终是制约君权的重要力量。

武则天的嬖幸薛怀义，剃成光头，常装作僧人出入禁中。

有回被文昌左宰相苏良嗣撞见，令左右打了薛怀义一顿嘴巴子，薛哭着去找武则天告状。

强势如武则天，也只好让薛怀义以后走北门，别再走南门去触宰相的“霉头”。

清朝是皇权的巅峰时代，雍正将以前的宰相机构整成了自己的“秘书处”。

但皇帝也不是想干啥就能干啥。

乾隆想杀李侍尧，但遭到以大学士（清代大学士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但一般认为大学士入军机方为“真宰相”，二者缺一不可）阿桂为首的一批大臣抵制，认为按大清律例，李侍尧罪不至死。

事情僵在那儿，为此乾隆专发了一道非常长的“上谕”逐条驳斥阿桂的观点。

但阿桂不为所动，最后乾隆只好让步，判了个“死缓”（斩监候）。

后来乾隆皇帝又自找台阶，将李侍尧放出来，重新起用。

到了晚清，这种事就更多了。

穆宗大婚，内务府没钱了，想从户部拨钱，被部臣一口回绝：没钱！

李莲英想将养子福海在刑部补个实缺，托慈禧找刑部尚书葛宝华，被葛拒绝。

至于谏官，那本就是专门找皇帝“茬”的差使，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宋仁宗想为张贵妃的伯父安排职位，包拯反对激烈，慷慨陈词，因为太激动，唾沫星子都喷到宋仁宗脸上去了。

宋仁宗闷闷不乐的回宫，张贵妃迎上来问伯父“宣徽使”的事儿办成了没有？

宋仁宗一边擦着脸上的唾沫星子，一边说，你就知道要“宣徽使”，要“宣徽使”，今天包拯的唾沫，都溅到朕的脸上了。

明代的言官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出名的说软话，拉硬屎。

以“死谏”闻名，明代的廷杖是很吓人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

最重体面的读书人，被当场扒裤子打屁股；轻则残废，重则丧命。

但言官们前仆后继，争着往上冲：有种你就打死老子，老子死了也是“死谏”的诤臣，你不怕做“昏君”就成。

最后一般是皇帝服了。

但到了清代，官员公开指出皇帝错误的事件十分罕见，像明代那种科道官员联合向皇帝谏诤之事，从未出现过。

这也是道与势此消彼长的明证。

在唐代以前，君经常称臣的“字”，君臣之间还有朋友之义，后世就很少见了。

在宋朝以前，大臣见皇帝是有座位的，后来座位虽然没了，但不用跪。

跪是从元朝开始的，明代将其制度化。

尽管君与臣的等级差距呈现的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趋势，但自始至终，儒家的伦理、史观，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对皇权的有效约束，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