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李秀英和张翠花阿姨的战争，始于199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棉纺厂家属院3号楼新搬来两户人家，一家住201，一家住202，门对门，阳台对阳台。
搬家那天，我妈指挥着三个搬运工搬那只沉重的红木沙发——那是她的嫁妆，漆面锃亮，雕刻着繁复的牡丹花纹。
“往左一点，小心门框！”我妈声音洪亮，带着河南口音。
对面门开了，一个烫着卷发、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人端着搪瓷缸子走出来，倚在门框上打量了一会儿。
“这沙发颜色可真扎眼。”张翠花抿了口茶，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整个楼道听见，“大红大紫的，跟老式结婚家具似的。”
我妈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转过身，上下打量着这个新邻居，从她的卷发看到拖鞋，最后定格在那搪瓷缸子上。
“红木沙发讲究的就是这颜色，有些人不懂就别乱说。”我妈扬起下巴，“再说了，总比有些人用着掉漆的搪瓷缸子强，那玩意儿早就过时了。”
张翠花的脸也红了，她紧紧握住搪瓷缸子：“我这可是厂里发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你有吗？”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我爸从屋里探出头打圆场，“以后都是邻居，互相照应。”
两位女士同时“哼”了一声，转身各回各家，重重关上门。
第一回合，平手。
但战争才刚刚开始……
01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妈准时起床做早饭。厨房窗户正对着张翠花家的厨房窗户，中间只隔了三米距离。
我妈特意把收音机音量调大，播放着豫剧《朝阳沟》。
对面窗户“唰”地拉开，张翠花探出头：“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睡懒觉的人当然不懂。”我妈一边和面一边说，“我们家六点准时起床，健康作息。”
“那是你们家！”张翠花砰地关上窗，但五分钟后，她家的收音机也响了，放的是声音更大的新闻广播。
就这样，每天早上六点，两家的收音机开始隔空对战，直到厂里上班的喇叭声响起。
战争在各个方面展开。
我妈在阳台上晾衣服，特意把白衬衫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面洒了增白剂，白得晃眼。
第二天，张翠花家的晾衣绳上出现了一排更白的床单，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我妈咬牙买了一瓶更贵的漂白剂。
张翠花则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进口衣物增白粉”，据说是托人在海市买的。
比完衣物比孩子。
我比陈浩小三个月，这成了我妈的心病。我七个月会坐，她就抱着我在院子里到处走：“看看我家小晴，坐得多稳当！”
一周后，张翠花抱着陈浩出现：“我家浩浩六个月就会坐了，我没好意思到处显摆。”
我十一个月学会走路，我妈高兴得买了三斤水果糖分给邻居。
没过几天，陈浩就能摇摇晃晃走好几步了，张翠花挨家挨户送瓜子：“庆祝我家浩浩走路！”
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发生在我五岁那年。
厂里举办职工子女才艺比赛，我和陈浩都报名了唱歌。我妈花了半个月工资给我买了条红色公主裙，张翠花不知从哪儿借来了小西装领结。
比赛当天，我唱《小燕子》，陈浩唱《两只老虎》。评委是厂工会的几位阿姨，她们看着两个小孩，交头接耳。
最终，我和陈浩并列第一。
领奖时，两位母亲在台下互相瞪视，仿佛获奖的不是孩子，而是她们自己。
“并列第一就是我们家小晴让着你家浩浩。”回家的路上，我妈对我说。
“胡说，明明是我家浩浩唱得更好，评委不好意思分高低。”张翠花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爸和陈浩他爸跟在后面，无奈地摇头。
“女人啊。”我爸叹气。
“理解，理解。”陈浩他爸拍拍他的肩。
02
高中三年，我和陈浩在同一所学校，不同班级。我们在走廊里遇见时，会点点头，然后快步走开。两家母亲的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比成绩。
每次月考后，楼道里就会上演这样的对话：
“我家小晴这次数学考了全班第三，老师说她很有希望上重点。”我妈的声音。
“是吗？我家浩浩是全班第一，年级排名第二十五。”张翠花回应。
“小晴语文特别好，作文被当成范文了。”
“浩浩英语接近满分，外教都夸他发音标准。”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三年，直到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我考砸了，数学只得了108分。
那天回家，我低着头，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多少分？”我妈问。
我递过成绩单。
沉默，漫长的沉默。然后我妈叹了口气：“没事，还有时间。”
对门传来张翠花响亮的声音：“浩浩你真棒！又是班级第一！这次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高考那天，两位母亲都请了假，穿着旗袍站在校门外——“旗开得胜”。我妈穿红色，张翠花穿紫色，两人相隔十米，像两尊门神。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走出考场，看到我妈焦急的脸。
“怎么样？”
“还行。”我说。
对面，陈浩也说了同样的话。
等待成绩的日子格外漫长。我妈变得沉默，经常站在阳台上发呆。张翠花倒是依旧忙碌，但眼神里也藏着焦虑。
放榜那天，邮递员小王骑着自行车冲进家属院：“录取通知书到了！两家都有！”
两只牛皮纸信封，来自同一个远方：瑛国纶顿大学学院。
全楼都轰动了。棉纺厂家属院出了两个留学生，还是去瑛国！
那天晚上，我家灯火通明，亲戚朋友来了十几个人。对面陈家也一样。
隔着墙壁，能听到两边的欢声笑语。
夜深人散后，我妈拿着通知书反复看，手指摩挲着上面的英文。
“瑛国...这么远啊。”她喃喃自语。
对门传来压抑的哭声，是张翠花。
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位母亲不得不合作。她们一起研究签证材料，一起去公证处，一起在公安局排长队办护照。
“你这照片不行，背景太暗了。”张翠花挑剔地看着我妈的护照照片。
“你的才不行，表情太严肃了，像通缉犯。”我妈反击。
但还是并肩坐在出入境管理局的塑料椅上，分享着一瓶水。
签证面试那天，她们互相检查着装。
“你口红太艳了，瑛国人喜欢淡雅的。”张翠花说。
“你丝巾花色太杂，看着眼晕。”我妈回应。
但张翠花换了一条素色丝巾，我妈擦掉了口红。
等待签证结果的那周，是二十年来最和平的日子。她们甚至一起去了趟寺庙，为孩子们祈福。
“以前的事，就算了。”张翠花在寺庙门口突然说，“孩子们出国是大事。”
我妈愣了一下，点点头：“到了国外，他们就是最亲的人了。”
03
签证顺利通过，接下来是收拾行李。战争在“该带多少双袜子”这个问题上再次爆发。
“瑛国潮湿，得多带袜子，至少二十双。”我妈坚持。
“带那么多干嘛？瑛国没商店吗？五双够了，不够再买。”张翠花反对。
争论以各带各的告终，但她们一起去买了真空压缩袋，一起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行李箱空间。
临行前夜，两家一起吃了顿饭——在我家。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张翠花带来了自己包的饺子，我妈做了拿手菜。男人们喝酒，女人们开始还有些拘谨，但几杯酒后，话多了起来。
“其实你家浩浩挺优秀的。”我妈说。
“小晴也是，文文静静的，比浩浩懂事。”张翠花回应。
我和陈浩对视一眼，觉得这场景有点超现实。
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纶顿正下着细雨。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建筑，连空气都是灰色的。
“这就是纶顿？”张翠花望着窗外，“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
“电视上是晴天拍的。”我妈倒是很镇定，“先去取行李。”
租的公寓在纶顿北部，两室一厅，我和我妈一间，陈浩和张翠花一间。小小的客厅里堆满了八个大行李箱。
第一晚，四个人挤在客厅吃泡面。
“这面怎么没味道？”张翠花皱眉。
“瑛国人口味淡。”陈浩解释，“明天我去中国城买调料。”
夜里，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哭声。轻轻推开房门，看见我妈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陌生的街景抹眼泪。
“妈？”
她迅速擦干脸：“没事，就是...想家了。”
对门也传来类似的声音。
第二天，两位母亲宣布了那个惊人的决定。
“我们要卖鸡蛋灌饼。”我妈说。
“正宗的，河南风味的。”张翠花补充。
我和陈浩愣在餐桌旁。
“妈，这里是纶顿...”
“纶顿就没有中国人了？”张翠花打断陈浩，“昨天我在中国城看到多少老乡！他们不想念家乡味？”
“可是...”
“没有可是。”我妈一锤定音，“我们不能白待四年，得找点事做，还能赚点生活费。”
她们已经计划好了：张翠花负责和面，我妈调酱，两人轮班出摊。启动资金平摊，利润平分。
“连这都要平分？”我小声嘀咕。
“当然，亲兄弟明算账。”两位母亲异口同声。
第一周简直是灾难。
摊位设在离学校不远的街角，早上七点开张。第一天，她们凌晨四点就起床准备，紧张得像要上战场。
但纶顿的早晨冷清得出奇。偶尔有行人匆匆走过，瞥一眼这个陌生的摊位，继续赶路。
第一个顾客是个中国留学生，买了一个，咬了一口，皱眉：“这酱味道不对啊。”
“怎么不对？”张翠花急了，“正宗的甜面酱！”
“太咸了，而且饼有点厚。”
那天只卖了五个，其中三个是半价卖给看她们可怜的同学。
04
第二天更糟，卫生检查员来了，指着她们的摊车说了一串英语。陈浩翻译后才知道，她们缺少食品安全证书，操作不规范，摊车也不符合标准。
“手套呢？帽子呢？温度计呢？”年轻的检查员摇头，“这些都没有，不能营业。”
摊车被贴了封条。
回到家，两位母亲垂头丧气。
“要不...算了吧？”我小心翼翼建议。
“不行！”两人同时抬头，眼中燃起熟悉的火焰——那是二十年来彼此较劲时才会有的光芒。
“明天就去报班，考证！”张翠花说。
“不就是规矩吗，学就是了！”我妈附和。
她们真去了。报了食品安全课程，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课本是全英文的，她们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笔记记了厚厚一本。
“HACCP是什么意思？”张翠花问我。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我查了字典。
“这跟做饼有什么关系？”她嘟囔，但还是认真记下来。
一个月后，两位五十岁的中国女士通过了瑛国食品安全二级证书考试。考官是个严肃的瑛国老头，看到她们的成绩单时，难得地露出了笑容：“Well done, ladies.”
摊车改造又花了两周。按照瑛国标准，加了防尘罩、洗手设备、食品温度计。她们还定制了围裙和帽子，上面印着“Jian Bing Guan Bing”的拼音和英文翻译“Chinese Egg Pancake”。
重新开张那天，是个阴冷的十一月早晨。摊位前依然冷清，但至少合法了。
生意真正好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天特别冷，风像刀子一样。两位母亲守在摊车前，呵着白气。已经中午了，只卖了三个饼。
一个背着相机的年轻人在摊位前停下，好奇地打量。
“What’s this?”他问。
“Chinese egg pancake, very delicious!”我妈用刚学的英语说，虽然发音古怪，但勇气可嘉。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I’ll try one.”
他要了基础款。张翠花熟练地舀起一勺面糊，倒在铁板上，用T形木推子迅速推开，打上鸡蛋，撒上葱花、香菜，翻面，刷酱，夹上薄脆，折叠装袋。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一场表演。
年轻人拍了几张照片，咬了一口，眼睛亮了：“This is amazing!”
他当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配图是热气腾腾的鸡蛋灌饼和两位微笑的中国阿姨。
第二天，摊前排起了队。
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好奇的本地人。两位母亲忙得不可开交，我和陈浩下课后也赶来帮忙。
“两个基础款！”
“一个加芝士的！”
“这个辣吗？”
问题五花八门，两位母亲的英语突飞猛进。她们学会了“spicy”、“cheese”、“extra egg”等常用词，还发明了手势交流法——伸一根手指是微辣，两根是中辣，三根是特辣。
生意好了，矛盾也来了。
“应该多加奶酪，瑛国人喜欢。”张翠花提议。
“那就不是鸡蛋灌饼了，成披萨了！”我妈反对。
“得适应本地口味！”
“那也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
05
争论在收摊后继续。小小的公寓客厅成了新战场，我和陈浩是无奈的观众。
“妈，其实可以推出两种版本...”我试着调解。
“不行，原则问题！”两位母亲异口同声。
最终她们达成妥协：保留传统版，同时推出“纶顿特色版”——加奶酪、培根和生菜。
菜单上多了两行歪歪扭扭的英文，是陈浩帮忙写的。
价格也成了问题。张翠花想涨价：“成本这么高，得赚钱。”
我妈担心涨价会吓跑顾客：“刚有起色，不能急。”
“成本核算我算过了，不涨价没钱赚！”
“薄利多销不懂吗？”
这次争吵更激烈，甚至提到了二十年前的旧账。
“你就是怕我赚得比你多！”张翠花口不择言。
“我会怕你？当年厂里技能比赛，我哪次不是比你分高？”我妈反击。
我和陈浩面面相觑，悄悄退出客厅。
“她们会不会打起来？”陈浩担忧。
“不会，最多冷战三天。”我根据二十年经验判断。
果然，三天没说话，但摊位照常出。她们通过我和陈浩传话：
“告诉你妈，面快用完了。”
“跟你张阿姨说，酱不够了。”
第四天，因为一个大订单和解了——附近一家公司订了三十份午餐，要求一小时内送达。
“我一个人做不完。”张翠花终于直接对我妈说话。
“...我来帮忙。”我妈闷声回答。
她们并肩作战，和面、调酱、摊饼、包装，配合默契，提前十分钟完成了订单。
送货回来的路上，张翠花突然说：“其实你调的酱确实好吃。”
我妈愣了一下：“你和的面也筋道。”
短暂的沉默后，两人都笑了。
生意稳定后，两位母亲的生活有了规律。上午出摊，下午休息或备料，晚上研究新配方。
她们开始一起逛超市，比较价格；一起研究瑛国电视节目，虽然看不懂但猜得津津有味；甚至一起报名了社区英语班，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像两个用功的小学生。
“老师今天夸我发音进步了。”张翠花得意地说。
“那是客气，你那个‘th’还是发成‘s’。”我妈毫不留情。
但下次上课前，她会提醒：“记得练‘three’，不是‘sree’。”
我和陈浩的关系也在悄悄变化。从最初的点头之交，到帮忙时的必要交流，再到偶尔一起学习。
“微观经济学的作业你写完了吗？”陈浩在图书馆找到我。
“还没，正在纠结。”
“我这里有些参考资料，也许有用。”
我们分享了笔记，讨论了课题，一起抱怨教授的奇怪口音。渐渐地，一起学习成了习惯，从图书馆到咖啡馆，从学习到闲聊。
“你妈最近怎么样？”陈浩问。
“挺好，就是老念叨国内。”我搅拌着咖啡，“你妈呢？”
“也一样。不过她们现在有彼此，好多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纶顿的雨又下了起来。
“其实我小时候挺怕你妈的。”陈浩突然说。
“我也是，你妈瞪人特别凶。”
我们相视而笑。
06
大二那年春天，陈浩约我去里士满公园看鹿。
“就当...感谢你帮我妈算账？”他紧张得不敢看我。
我答应了。那天阳光很好，鹿群在草地上悠闲散步。陈浩准备了野餐，但紧张得打翻了果汁。
“对不起对不起！”他手忙脚乱。
“没事。”我递过纸巾。
我们的手指碰在一起，停住了。他看着我，我看着他，那一刻，二十年的距离突然消失了。
我们恋爱的事，成了公开的秘密——两位母亲早就看出来了。
“小晴最近回来得晚。”我妈切着菜，状似无意。
“浩浩也是，还老傻笑。”张翠花和着面。
她们交换了一个眼神，笑了。
但正式告诉她们的那天，我们还是紧张。准备了说辞，预演了各种可能的问题和反对理由。
周六晚上，两家一起吃饭时，陈浩开口了：“妈，李阿姨，有件事想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