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两高报告，今天解读：最高检报告提到的认罪认罚的一审服判率。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检察机关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86.9%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9%，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4.8个百分点。最高法工作报告则说，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86.9%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这些认罪认罚全部是自愿的吗？司法实践中，部分认罪认罚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诱导甚至被强迫的。这种现象该如何避免？

认罪认罚从宽，往往适用于一审阶段，而不适用于二审阶段。在一审阶段，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又往往害怕被加刑而放弃了正当的上诉权，这也违反了上诉不加刑的基本法律精神。这种现象又该如何避免？

一审服判率96.9%，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4.8个百分点。这里的服判，是心服还是口服？有没有口服但心不服的现象？高出的34.8个百分点中，有没有因为害怕认罪认罚后上诉加刑的后果，而被迫放弃上诉的现象？如果有，又该如何解决？关于认罪认罚后上诉加刑问题，法学界的争议焦点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思考和关注。

我们知道，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愿性保障、上诉权保护与司法公正的平衡问题却值得深入探讨。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先说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及法律要求与实践困境。

认罪认罚的法定程序与监督机制是这样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自愿性是制度适用的核心前提。程序上要求检察机关明确告知权利义务、听取辩护意见，并通过同步录音录像（部分地区试点），记录签署具结书过程。

而司法实践漏洞则是：

一，权利不对等。部分案件中存在检察官通过量刑建议模糊化，如提出“有期徒刑A至B年”，施压嫌疑人接受认罪。

二，律师参与不足。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形式化签字”现象普遍，尤其在法律援助资源匮乏地区，难以实质性审查认罪自愿性。

三，存在隐性胁迫。嫌疑人可能因羁押状态、缺乏法律知识而误解“不认罪将重判的后果”。

站在国际比较视角上看，在美国辩诉交易中，法官需当庭询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并审查事实基础。德国协商性司法要求协商过程全程记录、法官主导。相比之下，中国更依赖检察环节的内部审查，法官对自愿性的实质审查不足。

再说上诉权保护与上诉不加刑的冲突问题。

第一个冲突问题，制度设计矛盾。表面逻辑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37条，上诉不加刑原则保护被告人上诉权。但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可能触发检察院抗诉（《刑事诉讼法》第233条导致二审加刑）。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例如，浙江某盗窃案中，被告人对量刑计算错误上诉后，检察院抗诉致刑期增加。法理争议则是，支持抗诉加刑者认为：认罪认罚后无理由上诉违背契约精神，浪费司法资源。反对者指出：将认罪认罚视为“契约”，违背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本质，且可能压制正当权利救济。

我们看实证数据折射的问题：高服判率的双面性。96.9%的服判率中，既有因简化程序带来的效率红利，也可能包含恐惧上诉加刑的被动服从。例如，某基层法院调研显示，约30%的认罪认罚被告人明确表示，上诉可能更重，不如接受。

关于认罪认罚，法学界的核心争议焦点有三个：

一是，自愿性审查标准，是否应引入法官的实质审查，如庭前听证制度；

二是，上诉权限制边界，能否通过立法明确技术性上诉，如对量刑计算错误与反悔性上诉的区分处理规则；

三是，量刑建议效力，是否应限制检察机关的精准量刑建议权，避免对法官独立裁判权的侵蚀。

从改革建议上说，就技术层面而言，推广认罪认罚案件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确保自愿性可回溯，强化值班律师的“有效辩护”角色，赋予其对量刑建议的异议权。

就制度层面而言，限制检察院对认罪认罚后技术性上诉的抗诉权，明确抗诉仅适用于恶意滥用程序行为，建立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如有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直接询问被告人。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就理念层面而言，摒弃将认罪认罚视为交易的思维，回归其作为“程序简化机制”的本质，将心服口服纳入司法绩效考核，避免单纯追求高认罪率与服判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对司法效率与个体权利的双重尊重。当前，需通过细化自愿性保障措施、厘清上诉权行使规则、增强司法透明度、防止制度异化为强迫认罪工具。唯有在技术完善与理念转型的双重推动下，才能实现“简案快审”与“难案精审”的良性互补，真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我是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如果您想咨询法律问题，请给我留言。

（本文根据北京元法堂、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解读两高报告系列】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