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张假公章、一个冒充的项目经理签名，骗走130吨建筑物资，造成超百万元损失。受害者手握全程录像、录音及公章鉴定报告，历经民事、刑事双重维权，却遭遇“民事判决认定主体存偏差、刑事立案被降格”的困局。合同诈骗为何变成伪造印章罪？判决书中“2000元红包”为何实为借款？幕后实际用材的开发商为何能置身事外？这起发生在贵州贵阳的案件，揭开了一个守法个体经营者维权路上的层层迷雾。多位律师及受害者均指出，核心嫌疑人文某国一人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骗局，系团伙作案。
一、 一份合同与一场精心设计的团伙骗局
2021年9月12日，贵阳市白云区某建筑材料租赁站负责人周某，迎来了一位“大客户”。文某国自称是“贵州鸿宇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的项目经理，带着一名叫黎某国的担保人，要与周某签订《建筑物资租赁合同》。签约前，周某明确告知：不与个人或劳务公司合作，只与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合作。出于谨慎，周某用视频录下了全程签约过程。视频中，文某国当场在合同上盖下了“鸿宇星公司开阳分公司”的公章，并冒充项目经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整个盖章、签名过程，均由文某国一人完成。
一审民事判决书载明，合同签订后，周某依约将钢管、扣件、顶托等大量建筑设备运往“某开发商琨御府”工地，并自行承担了双向货车运费、工人工资等全部费用。合同约定的经办人张某东在发货凭证上签字确认。然而，文某国等人仅支付了少量运费，长期拖欠租金，总额高达42万余元，且拒不归还租赁物资。周某事后通过公安机关查明，文某国系早有记录的失信被执行人（“老赖”），且其背后存在多名同伙配合，文某国一人无法完成从伪造公章、冒充身份到组织施工、拖延还料的全链条操作，系明显的团伙作案。
二、 民事判决：公章系伪造，但责任主体认定存偏差
2022年5月，周某向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判决书显示，法院查明合同所盖公章系私刻的假章，贵阳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判决书认定该假公章系案外人张某东所盖——而周某作为现场目击者，其全程录像清楚显示：盖章人为文某国，并非张某东。法院据此免除了鸿宇星公司及其分公司的责任，将张某东列为实际承租人，判决担保人黎某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施诈骗行为的文某国，未出现在民事判决的被告席上。
判决书中还记载，黎某国辩称“周某还支付了2000元的红包给我”。周某澄清：该款项实为黎某国向他的借款，并非红包。一审判决后，黎某国以“是为建筑公司担保，建筑公司未被追责，自己也不应担责”为由提起上诉。周某因租赁物资仍在工地使用，担心贸然行动会导致材料无法追回，未提起上诉。2022年11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后申请再审，亦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判决生效后，法院要求周某自行联系被执行人黎某国退回材料。从判决生效到对方实际退回部分材料，相隔长达10个多月。这10个多月期间，租赁物资持续被占用，产生的租金损失高达80余万元，至今无人承担。目前，仍有约130吨租赁物资未退回，被对方骗走，去向不明。
三、 刑事立案：从诈骗到“伪造印章”的定性转折
民事判决生效后，因被执行人张某东、黎某国名下无财产，案件陷入“执行难”。周某转而向公安机关报案。2024年1月，开阳县公安局对文某国等人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警方侦查确认，文某国系失信被执行人，其使用的公章经鉴定为伪造。
周某认为，文某国虚构项目经理身份、冒用他人公司名义、使用假公章、冒充他人签名、隐瞒自身系失信被执行人的事实，在周某明确表示“只与建筑公司合作”的前提下，骗取信任，诱使其签订合同并交付价值百万的建筑物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该案有多人分工配合，文某国一人无法独立完成，应认定为团伙共同犯罪。
然而，2025年底，案件被移送起诉时，罪名并非合同诈骗，而是相对轻得多的“伪造印章罪”（《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周某聘请的多名律师在阅卷后均认为，此案系典型的合同诈骗，伪造公章及冒充签名，仅是实施诈骗的手段，依法应从一重罪（合同诈骗罪）处罚。
2024年10月11日，开阳县公安局对文某国采取强制措施，但仅7天后便对其取保候审。2025年1月至2月，公安又抓获2名嫌疑人，均于2月份被取保候审。目前，案件处于退侦查阶段，仅1名嫌疑人被收监。
四、 迷雾重重：开发商身影与办案中的“口头督办”
周某在维权中发现，物资实际使用方某开发商无法直接施工，而是挂靠鸿宇星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核心嫌疑人文某国被证实是开发商负责人的亲属，其女儿亦在该公司担任财务。尽管存在这层关系，且该开发商是这批百万元建材的实际受益者，但截至目前，该公司及相关人员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周某指出，工地由开发商内部人员直接管理，建筑公司人员并未参与，这进一步印证了团伙作案的判断。
为纠正案件定性，周某耗时9个月向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2026年4月1日，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口头表示将“督办”此案，但始终拒绝出具任何书面督办文件。周某在与市检察院领导沟通时全程录音。
开阳县人民法院先后3次下达开庭传票，均因周某向上级反映情况、市检察院干预而延期。2026年4月17日，法院以“伪造印章罪”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周某不服，认为案件核心的诈骗事实、130吨被骗物资的去向、幕后受益方的责任等问题均未查清。他表示：“我不是伪造印章罪的受害者，我是被诈骗的受害者。文某国一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这是团伙作案。”
结语： 一纸假公章、一个冒充的签名，背后是一个团伙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不仅骗走了130吨建筑物资，更让一个守法的个体经营者陷入了“民事执行真空、刑事追诉不力”的泥潭。民事判决生效已数年，百余万元损失——包含42万余元欠付租金、10个多月延期退料产生的80余万元租金损失、130吨被骗材料款、双向运费、工人工资、律师费——至今无人承担。刑事案件虽已立案，却以“伪造印章罪”轻罪起诉，合同诈骗的实质被回避。当铁证如山的签约视频、通话录音、公章鉴定报告，都难以换来一次公正的定罪与追赃时，守法经营者的公平正义，究竟该向谁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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