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村小的书声再淡了！乡村教育正急盼“扎下根”的守护者 作者：书写村小教育 四十年前的乡村清晨，总被一阵“叮叮的铃声撞醒。那声音裹着田埂的潮气、稻穗的清香，稳稳落进村口的红砖瓦房——那是村小的上课铃。彼时村村有校，红砖砌的教室不宽敞，却亮堂：阳光从木窗棂钻进来，落在擦得锃亮的黑板上，公式与算盘声缠成一团；中师毕业生背着蓝布铺盖卷来，把家安在学校旁的红砖小屋，窗台总摆着从自家菜园摘的青菜，沾着晨露；民办教师踩着泥泞的田埂往返，裤脚卷着泥点，手里攥着边角磨软的教案，袖口还沾着板书的白粉笔灰。 他们工资不高，却把一辈子的分量都压在了村小的木课桌上：看着孩子光着脚从田埂跑进校园，课间在红砖屋檐下跳皮筋，绳子擦过砖缝里的野草；看着孩子从认不全拼音，到能背整本课文，再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走向镇上、县城。这份“扎下根”的坚守，撑起了八九十年代乡村教育的天，让八成农村孩子不用翻山越岭，在家门口就能捧起带着墨香的课本。 转折是在世纪之交悄悄漫来的。1999年起，中师教育渐渐退出了舞台，那些曾“分数高过重点高中”的精英师范生，再也不会一批批往乡村的红砖校园走；到了2012年，承担过全国农村半数教学任务的民办教师又大批退休，师资的缺口像涨潮的水，慢慢漫过了村小的红砖门槛。1995年湖南衡阳县石市镇水口村的刘老师最懂这种空——从前他和26个同事带着729个学生，红砖校园里满是读书声、嬉闹声，连下课铃都要被孩子的笑声盖过；后来只剩10个孩子，陪着两个连英语发音都生涩的老教师，他摸着红砖墙上没擦干净的粉笔印叹：“明年，这学校大概就办不成了。” 这样的失落，在无数乡村蔓延。2001到2020年，全国乡村小规模学校从49万所减到16万所，近三分之二的红砖校园没了声息；2024年这一年，就有七千多所小学关闭，大多是藏在村口的村小。曾经的教室上了锁，红砖墙上的“三好学生”奖状褪成浅黄，新装的触控屏蒙着厚灰，连校门口倚着红砖墙的小卖部都落了锁——村小一散，乡村的温度好像也跟着散了：年轻人不愿回，只剩老人守着空落落的村子，偶尔路过紧闭的红砖墙校门，还会想起当年孩子追着老师跑，衣角扫过砖缝野草的模样。 如今的乡村孩子，走的是祖辈从没走过的求学路。阆中农村的学生占比已不足15%，有个镇里，100个适龄孩子里33个要进城读书：要么寄宿在学校，一周见一次父母，视频里的拥抱都隔着屏幕；要么家长放下锄头去陪读，一年多花两万块，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那些消失的村小，哪里只是几间红砖房的消亡？是“就近入学”的朴素愿望落了空，是乡村孩子再也没法在课间跑回家喝口热粥，是红砖屋檐下再也听不见“马兰开花二十一”的跳皮筋声，更是乡村文化的根脉，在书声沉寂里悄悄褪了色。 可现在的乡村校园，想寻一个“扎下根”的人，太难了。远地来的特岗教师，起初揣着满腔热情，可日子一久，现实就磨掉了初心：有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年回不了两次家，夜里对着空荡荡的红砖宿舍，总盯着窗外的月亮念亲人；有的服务期满，看着微薄的补贴撑不起未来，转身就选了县城的岗位，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红砖校门。免费师范生更懂这份窘迫，每月工资刚够覆盖房租和生活费，想给学生买本课外书都要犹豫半天，他们常说：“连自己都留不住，怎么留学生？” 留任难、待遇低，像两块重石头，压在乡村教育的路上。特岗教师转岗、选岗成了常态，免费师范生鲜少愿意主动留在村小，乡村学校的师资像一场“流水席”：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却始终缺一群“愿意守一辈子”的人。可谁都知道，乡村要振兴，教育得先振兴——没有稳定的老师，村小的红砖墙就守不住；没有家门口的好教育，乡村的孩子留不下，外出的年轻人更不愿回，振兴的根基，又能往哪儿扎呢？ 其实乡村教育要的，从来不是“短期支援”，而是像当年中师毕业生那样的“扎根者”。是懂乡音的人，知道孩子说的“田埂边的狗尾草”是什么模样；是知乡情的人，不会因离家远而犹豫，不会因暂时的待遇而动摇；是把学生当成邻居家娃的人，会在放学后帮孩子补功课，会在雨天把没带伞的孩子送回家，裤脚再沾一次乡村的泥；是把村小当成自己家的人，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把知识的根，稳稳扎进红砖校园旁的土壤里。 从四十年前的“村村有校”，到如今的“校去村空”；从当年红砖瓦房里的“扎根坚守”，到现在的“留不住人”，变的是校园的数量，不变的是乡村对好教育的盼。我们总说要关注乡村，可乡村的未来，藏在每一个村小的红砖教室里，藏在每一个愿意“扎下根”的老师手里。别让村小的书声再淡下去了，别让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再长下去了——当更多人看见这份需求、守住这份坚守，乡村教育的根，才能重新扎得深、长得壮，乡村振兴的希望，才会真正落在红砖校园的每一寸土地上。 ＃教育@教育头条​＃村小教育＃乡村教育＃衡阳县石市镇兴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