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日军进攻上海的战斗正酣。大阪一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21岁新娘，在新婚之夜用裁缝剪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她在遗书里写道：亲爱的丈夫，我为国家献出生命，请你安心去中国打仗。

第二天，她的丈夫捧着染血的遗书走进征兵站，全日本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故事。昭和天皇的褒奖令追到她灵前，她被封为“昭和烈女”，照片贴满了全国每一所学校和工厂的墙壁。

这只是冰山一角。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性集体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今天翻看史料仍然让人后背发凉。

千代子自杀之后，日本军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动员富矿，用女人的血来刺激男人去战斗。报纸反复宣传“妇人之死”的崇高意义，电影院在正片之前加映千代子的短片。

全日本掀起了“仿效千代子”的风潮，数名年轻女子在征兵站门口服毒，遗书公开表示希望自己的死能换来更多的士兵。

日本政府顺势成立了“国防妇人会”，到战争结束时会员接近2000万人，几乎把全日本所有成年女性都卷了进去。她们在街头发传单、送慰问袋，甚至在工厂里把头发剪下来捐给军工厂生产引信。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1943年之后，东京街头出现了成排的“非国民举报箱”，专门用来举报对战争不够热心的人。谁家在黑市买了米，谁嘀咕了一句前线伤亡太大，谁晚上偷听盟军广播，都会被邻居的太太悄无声息地投进举报信。

家庭主妇成了举报最积极的群体，整个列岛被织进了一张全民告密网。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部分日本女性自愿申请去前线当慰安妇。她们认为这是在为战争出力，国家需要维持军人斗志。

这种申请被军方默许并制度化，慰安所门前排队的日本本地女子和从殖民地被强征来的女性隔着同一道帘子。前者觉得自己在为国献身，后者因被欺辱在哭。

1945年，美军逼近冲绳，日本本土防卫进入倒计时。政府颁布《义勇兵役法》，把全国十五岁到四十岁的女性全部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

训练课上，年轻姑娘们举着竹枪反复练习刺杀稻草人，教官告诉她们：美国人高大，刺胸口不容易死，刺喉咙。

海滩上还成立了“伏龙特攻队”，女队员身上绑满炸药，训练科目就是潜入水中，等美军登陆艇经过时拉动引信。

当年南京大屠杀爆发后，东京银座和心斋桥的大街上，数万女性身穿节日盛装走上街头，举着纸灯笼和太阳旗，排成队伍齐声高呼万岁。同样的场面在上海沦陷、武汉陷落、香港陷落的夜晚反复上演。

她们不是在庆祝一场战争的结束，是在庆祝一座中国城市被踏平。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后来被定格在很多老照片里，成为整场战争最让人发冷的一帧画面。

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在宣布投降的前夜，多支义勇女子队的队长把队员集中到操场，发给每人一颗手榴弹或一包氰化物，然后自己先做示范。她们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但她们以军人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疯狂。

一群被军国主义洗了脑的日本女性，既是最狂热的战争推动者，也是战争最彻底的牺牲品。